装上变压器的小说——评《冬泳》

丑土妹

　　一

　　启蒙运动以来，缪斯和上帝一起被哲学判处了死刑，现代摄影技术产生之后，现代艺术进入了“机械复制时代”。这意味着，艺术不再神秘了，由某种程度上的“神权”，彻底解放为一种”人权“。一种想把小说从“天才的炼金术”，转变为工业的、机械的、可分析的图纸的冲动，一直诱惑着现代小说家们。他们想用精密的语言技术降服小说，用理性主义降服神秘主义，用人力降服神力，最后的目的，其实是让小说可以像机械装置一样容易操作。E·M·福斯特、亨利·詹姆斯、海明威一直到米兰·昆德拉都是如此。现代小说变得精密了。

　　班宇的小说隶属于现代小说这一脉。他的首部小说集《冬泳》，篇篇精密。我甚至看到，他在自己的每一篇小说中都偷偷安装了一台变压器，他自己则如一位熟练的技工，立于故事的暗处，操控旋钮，调整小说从头到尾压强的变化。这压强，有时是来自情节的压力，有时是来自情感的压力。阅读中，我能感到那个无形的压强表盘，与我内心的压强表盘在戏剧性地同时波动。班宇紧盯着压强起落的幅度，小心操作，差一分一毫都不行。这是小说领域的专业精神。他对叙事时间快慢、情节细节疏密的安排，可以满足最为挑剔的结构主义患者。

　　为小说增压的大师是海明威。他总以“压抑”的方式处理爆发力十足的戏剧点，以“省略”代替“宣泄”，尽全力按住情节中那块绷满了劲儿的肌肉。最终的效果是“引而不发”“箭在弦上”，班宇也是如此。这里有两大法门，一是放弃心理描写，二是以动作和对白推动情节。

　　心理描写是一种古典小说写法。古典小说时代，人物的内心是素朴的、可理解的，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但现代以来，人的存在出现了疑问，人心化作一个谜团，一个未知数。传统的心理描写无法再解释人物行为的动机了。比如《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杀害老太太的情节，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放弃了心理描写，用具体、果断、历历在目的动作代替，完成了这个惊心动魄而不可思议的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现代主义的鼻祖，他的作品暗示了叙事核心在19世纪末的转变：主人公的行动，由“展开意义”，变为“寻找意义”。一切都不确定了。爱不确定，恨也不确定；恶不确定，善也不确定了。世事人心裹成了谜团。而小说家，只能尽力保存好这些谜团，将其放入文字的福尔马林，以供世人发挥人民群众伟大智慧，端详、揣测、揭开谜底。

　　“保存谜团”是米兰·昆德拉等人所推崇的现代小说的命根子。保护谜团，就是在保护小说的内部压力。有内部压力，小说才能和压强不同的外界现实之间，产生“意义的对流”。而保护谜团、维持压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动作描写和对白描写。

　　二

　　动作是“眼睛”观察到的。所谓“眼见为实”，而“人心叵测”，人们向来信任“眼睛”，胜过信任“人心”。所以，相比于心理描写，动作描写可以保持情感的真实，防止情感的外泄。同时，对于人物动作的捕捉，会让小说的叙事“慢下来”甚至“停下来”，从“情节”进入“细节”，产生“慢镜头”和“大特写”的效果。在细节中，意义、情感因为时间的放缓而放大了。所以，细节是“画龙点睛”的一笔，不能浪费，不能滥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班宇小说中的动作性细节，几乎全部出现“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地方，节制、有效，四两拨千斤。

　　《工人村》的子故事《破五》中，败家子儿战伟把母亲的安葬费全部拿去赌博。他在赌博室遇见了上学时的好学生，曾经无数次击败自己的李林。战伟赌红了眼，表面是在乎钱财的输赢，其实在乎的是尊严的输赢。终于翻盘从李林手中赢钱之后，一直痞里痞气、不受人待见的战伟，竟“跪在路中央，哇的一声大哭出来，十分突然。凄厉而浑浊的哭声撕破街巷，微弱的路灯光芒混合着晨曦，共同附着在他的身上。”这一跪有千钧重。战伟以一个最败家、最可恨的方式，完成了内心深处对母亲的告慰。在《盘锦豹子》的结尾，逼债人找上门来，逆来顺受了一辈子的孙旭庭，“咣当一把推开家门，挺着胸膛踏步奔出，整个楼板为之一震，他趿拉着拖鞋，表情凶狠，裸着上身，胳膊和后背上都是黑棕色的火罐印子，湿气与积寒从中彻夜散去，那是小徐师傅的杰作，在逆光里，那些火罐印子恰如花豹的斑纹，生动、鲜亮并且精纯。”在此，动作描写的克制，将人物内心的势能聚集到了一个压力的极点。与此同时，一个绝妙的形象刻进我们脑海：这是一头复活了蛮力的豹子，但注意，他身上那美丽、优雅、迷人的斑纹，恰恰是生活的毒素、重压、阴郁所积成的火罐印。这是一个光芒四射又惨淡无比的图腾，是绽放开来的痛苦，是奄奄一息的腾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渺小悖论。

　　而对白描写，则是秘密的大门外最为忠贞的守卫。是为小说增压的高级手法。对白，是各种模仿当中最为冷静、客观的模仿。对白可以最大程度把作者从小说中赶走，让小说成为只属于小说人物的地盘。比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滔滔不绝的米卡、伊凡、阿廖沙就合力赶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对白，才可以让时间猛然回聚到故事的现场，进入到人物的体内，充盈人物的当时当刻，不给小说家主观意志趁虚而入的空间。

　　班宇小说中的对白是非常出色的。《盘锦豹子》中背叛婚姻的小姑和姑父再见时，女方无一句愧疚，男方无一句刁难，只是平常寒暄。这个说，“买卖做得挺大啊。”那个答，“你来有事儿啊。”无尽沧桑和暗流涌动在对白之外。《冬泳》中，主人公“我”行凶前，和东哥客客气气，称兄道弟：“东哥说，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我说，都不易。”后来却转头操起转头，砸得东哥头破血流。对白越轻松，小说的压强越剧烈。当“都不易”这句话从主人公口中说出时，作者班宇不见了。天地间只剩下蓄满了暴力的“我”，以及变压表盘慢慢上升的紧促的微响。

　　三

　　班宇善于给小说增压，也善于给小说降压。东北方言背景使他和很多东北小说家一样，拥有得天独厚的幽默感。幽默是一剂降压良药。在班宇的小说中，所有深情的对白出场时，都带着一幅滑稽的假面。所有苦的对白出场时，都涂着笑的脸谱。比如《盘锦豹子》中，盲女和孙旭庭决心一起过日子的对白，和按摩的行话、东北方言的实诚揉合在一起，笑中带泪。《工人村》则遍地都是东北话的机灵。东北话天然的轻佻、幽默，将沉重、苦涩、窒息的生活降到了一个可以承受的压力范围内。人和人，至少可以暂时活在话语的轻盈中，活在话语的亲近中，虽然不过是假象。这是一种“难得糊涂”的东方智慧，隐含着中国人最好的哲学——“忍受”哲学。

　　但小说的压强根本上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是艺术问题。与小说的可读性相关，与结构的完满性相关，但与小说整体艺术水准的关系不大。悬疑、侦探小说的压强更高，但艺术性是有问题的。讨论小说压强，只是为了更快捷地分析班宇的叙事特色，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在《冬泳》这部小说集中，有几篇小说是需要单独分析的。《肃杀》中沈阳足球队的保级和两个沈阳男人生活水平的保级，那列被死亡和灾难阴影覆盖的电车与车上球迷欢欣鼓舞的合唱，构成了复调式的唱和。《空中道路》中那个想要用吊车代替公车的吊车幻想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罕见的也是最不切实际的蓝领乌托邦，那个空中楼阁和他们的工人饭碗一样粗糙、脆弱、朝不保夕。《枪墓》中生活潦倒的主人公，在自己的虚构中放置了一个以枪复仇的故事。但这种虚拟的复仇是无效的，虚构化解了枪的威力，那把枪成了废枪。虚构才是真正的“枪墓”。有多少普通人把不敢在现实中燃放的暴力，埋藏到了虚构的故事里？

　　《冬泳》里的几篇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班宇作为一个青年叙事者的潜力和天赋。并不是谁都能给小说装上一台精密的变压器的，这需要技术工种的那些铁打的素质：细心、耐心、分寸感、控制力，以及对叙事的敏锐。但“变压器”这个修辞本身，同时暗喻着小说整个肌体的高度机械化。这几篇小说是不是过于精密、克制、整饬、自我约束了？通读下来，几乎找不到一点“旁逸斜出”的毛病，叙事永远在正确的、流畅的轨道上奔驰。欲望的冲动、想象的冲动、脱轨的冲动，如安娜·卡列琳娜最后一跳那样的意外，小说中人所始料不及的神力的介入，去哪儿了？

　　这或许是个极为苛刻的质问。因为这个质问不止面向着班宇，也面向着现代小说的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我只是想提醒，小说的传统不止一个。曾有一种简朴但被神吻过额头的小说出现过，它们的身上没有装置，没有芯片，没有螺丝和铆钉。在技术对艺术的入侵日甚一日的当下，我很怀念它们。

字数：2877
原作者：阿廖沙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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