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失忆》：如果不能全部记住，我们至少应该知道自己忘记了什么

劫天下

　　一，一群才子的集合体

　　2019年11月24日，澳大利亚作家、诗人、新闻人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在英国剑桥逝世。消息传来，《卫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纽约客》等媒体纷纷发表纪念文章，《泰晤士报》更刊出长文《向伟大的克莱夫·詹姆斯致敬》（A Tribute to the Great Clive James）。

　　然而，大多数试图给詹姆斯写讣告的记者都会在提笔的一刹那遭遇一个基本障碍——如何定义他们所要缅怀的逝者？

　　詹姆斯是那种今天已经很难想象的全能型文化人，这个横跨大众媒体和严肃文学界、在英语世界几乎无处不在的人物，在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实在披挂了太多身份：

　　他主持BBC电视节目，因其幽默犀利的访谈在英国家喻户晓；在大众文化之外，他又是一位重要的文学人，文艺圈里的社交名流，与马丁·艾米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伊恩·麦克尤恩、朱利安·巴恩斯等人是终身挚友。他写诗歌、文艺评论、回忆录、旅行文学、小说和媒体专栏，出版的著作多达五十余部，包括十部文艺评论集、九部诗集。他通晓7门语言，曾把但丁的《神曲》译成英文。他也写歌词，作词的唱片专辑就有五六张。

　　从广播电视，到大报小报，到文学和诗歌刊物，似乎没有詹姆斯的才华无法渗透并留下醒目标记的领域。2008年，克莱夫·詹姆斯因为在广播电视新闻业的成就获得“乔治·奥威尔特别奖”，在2010年成为英国皇家文学会会员，2012年获得了大英帝国勋章。

　　他被誉为“当代的蒙田”（《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折衷高眉与浅俗的大师”（《洛杉矶时报》），布克奖得主约翰·班维尔曾称赞他“博学多才到令人嫉妒，慷慨的书写包罗万象”。《纽约客》杂志形容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才子的集合体”，而著名评论家德怀特·加纳也说：“当英国失去克莱夫·詹姆斯，就好像一架载有五六名最优秀作家的飞机坠毁了。”

　　事实上，噩耗传来时，不少人以为只是误传。毕竟，仅仅两个月前，詹姆斯还在接受专访，畅聊菲利普·拉金的诗作；一个月以前，还有他的文章见诸报端。

　　早在2010年，詹姆斯就被诊断出绝症，开始接受长期的治疗，但他依然积极在媒体发声，发表诗作，其间不断有新书出版，还完成了但丁《神曲》全本的翻译。2015年，他出版了广受好评的诗集《死亡判决》（Sentenced to Death），同年开始为《卫报》撰写《我的死亡报告》（Reports of my death）专栏。

　　因为死亡的频频跳票，此后他的处境有点“尴尬”，每每为新书做宣传，他都会调侃自己：抱歉我还活着。詹姆斯在病中不可思议的创造力，一度成为英国文坛的一个老梗。

　　但其实，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詹姆斯已经几乎失明，无法阅读，也无法再提起笔来。他一生都在记诵诗歌（他曾说“诗歌是诗歌的样子，就是为了被记住”），于是转而向记忆的宝藏室搜寻，将八十余首诗歌与病榻上的口述评论，结集为最后一部作品，名为《欢乐之火》（Fire of Joy）。班维尔在詹姆斯逝世之后为《欢乐之火》写的评论中说：

　　“他的人生燃烧到最后一刻，而非逐渐凋零。”（burning out, not fading away）

　　而他的书写，也如暗夜里的炬火，失忆年代里的“石油大火”，为我们点亮了一片永不熄灭的人文主义星图。

　　二，关于20世纪的历史人物辞典，介绍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纲要

　　《文化失忆：写在时间的边缘》是詹姆斯酝酿四十年、花了五年时间完成的巨著，中文版长达816页。这本书的内容与作者本人的经历一样丰富庞杂，如果要给它一个概念，可以称之为一部“关于20世纪的历史人物辞典”、“介绍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独出机杼的核心纲要”，由近百篇纵横评点历史人物的文化随笔组成。

　　这些人物包括知识分子、政治人物、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批评家，等等，按照姓氏首字母从A到Z编排，从第一篇阿赫玛托娃（Akhmatova），到最后一篇茨威格（Zweig）。所有文章遵循同样的体例框架：起首是人物小传，接下来摘引这个人物的语录，然后以语录为起点展开论述。

　　但詹姆斯写这些历史人物并非传记式的，他没有系统评述人物生平和创作，而是从人物的某些特征、生平事件、语录片段展开批评与分析，将其为人处世、成就乃至生活小事，与作者的观点和结论综合为一体。他比较同类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艺术创作活动，试图说明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好似在咖啡馆与读者谈天说地，不拘一格，进行一场又一场深层次交流。

　　这本书的副标题直译为“写在时间边缘的笔记”（Notes in the Margin of My Time），詹姆斯的风格也属于蒙田随笔的传统，常常偏离人物主线，甚至跳脱出人物本身，去谈论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比如本雅明一篇，讨论学术语言与日常语言的问题；海涅一篇，文章主体是关于名人文化；米沃什一篇，谈的是基督教圣经作为一种欧洲文化传统。

　　书中包含的信息量极大，但并非散漫堆砌无用的信息，看似旁逸斜出的阐发，并不是为了八卦，而是服务于一以贯之的主题。通过这样的形式，他把历史、传记、文艺评论和回忆录结合在一起，以宽广的视角审视20世纪剧烈而蓬勃的精神生活，营造一个有可能抵抗文化失忆的阵线。

　　《文化失忆》跟詹姆斯长期关注与反复书写的一个主题有关：人类的文化记忆与集体失忆、创造与破坏、文明与残暴之间旷日持久的缠斗。书中涉及20世纪发生的两次大战、革命、各种灾难和人道主义悲剧，而在这些悲剧和灾难中间，人类的英雄和智者们没有停止思考和行动。詹姆斯认为，正是他们的创造力和这些创造力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结，共同构成了“自由人文主义”的传统。

　　入选“辞典”的人物大部分来自20世纪，也有一些来自更久远的年代，因其前瞻力而与20世纪历史的某些重大主题深切关联，比如孟德斯鸠，詹姆斯说“他在时间的纵深中代表了我们，好像他的头脑是现代世界建造的空间站，放置在过去的地表上方的观测轨道”。

　　这些人物也未必拥有公众知名度，不一定是在寻常《名人录》中会遇见的名字，事实上，其中收录的不少人，今天的读者甚至会感到陌生。但关于这些“陌生人”，詹姆斯的评述往往尤为精彩，读罢常常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样了不起的人生，最终竟会湮没无闻，被大多数人遗忘。

　　詹姆斯能够阅读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和日语，出色的语言能力让他能够轻易渗透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去，也塑造了他广阔的视野。在《文化失忆》中随处可以感知到作者广博的学识、驾驭众多话题的能力、非凡的艺术洞察和叙述激情。

　　但就风格气质和文学性而言，这部作品更接近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而非历史传记或学术著作。这本书的“序章”名为《维也纳》，詹姆斯也像茨威格一样，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维也纳看作一个理想时代，认为“在纳粹熄灭维也纳的华灯之前”，那座城市的咖啡馆是“一所天然的大学”，培育了繁荣的文化和层出不穷的天才。他也看到维也纳的华灯四周散落了层次复杂的阴影，比如即便在纳粹上台之前，犹太人在奥地利也受到重重限制，他们不能进入学术圈，于是许多有才华的犹太人就当了记者，结果造福了新闻和文学界。书中会反复回到那些天才人物后来各自的命运，及其对整个20世纪历史走向的影响。

　　三，我不停转动文字，直到它抓住光

　　詹姆斯事业的两个面向——媒体人和文学人——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他终身实践的一项事业：将真正的人文艺术文化普及给大众。他的写作深受德国和法国格言家的影响，纵贯其职业生涯，始终保持着一种智性的娱乐精神，哪怕谈论严肃的内容，也总是尽量注意趣味性和可读性。

　　对他来说，沉闷的写作是一种犯罪。曾经有人抱怨过他怎么能“一边聊布朗宁和艾略特，一边报道F1赛车”？事实上，这种丰富的多样性，这种高雅和低俗之间的张力，正是他写作的一个主题。

　　相较其他同类作品，《文化失忆》首先是用一种明白晓畅、机智风趣、充满格言金句的文体写成的，没有超出普通读者的理解力和欣赏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 M.库切称赞《文化失忆》是“充满格言警句和启发的文明史速成课程”，特别看重詹姆斯锻造金句、直击人心的能力。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提醒自己，詹姆斯的诸多身份中有一个是诗人，写诗是他文学创作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文学编辑托比·利希蒂希在谈到詹姆斯的诗歌和随笔风格时说：“他的诗非常讲究，用节奏、韵律去传递诗意。他还认为诗歌和随笔有着相通之处，从某个点开始，然后朝不同方向展开，但都有空间的限制。他将诗歌事业和随笔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他的诗总有过目不忘的金句，他的随笔也一样，金句处处可见。”

　　詹姆斯描述自己写作的状态，说：“我不停转动文字，直到它抓住光。”他称赞法国诗人、电影导演让·科克托，说科克托“迅速削出箭身，装上翎羽，他口中笔下的句子仿佛一往无前的箭穿透时间”。

　　事实上，詹姆斯本人在他那些才华横溢的时刻，也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他[保罗·策兰]是那个带着一首情歌从火焰中走出来的人，这首歌以唯一可能的方式救赎了人类——承认这里没有救赎。

　　他[贝内代托·克罗齐]认为，一颗摆对位置的心，比受过最高等训练的头脑更可能产生真理，也是创造力的唯一来源。

　　海明威商业成功的一大秘密正是百发百中的书名，这些书名就像无声的音乐在书店中回荡，攫住顾客的心。

　　圣伯夫的意见像下水管道的流水那样在街道下面持续奔涌，普鲁斯特从中看见了一条让他自己向前的途径。

　　作家很乐意看到同行浪费天赋，尤其是天赋显而易见的时候：这样他们就能借鉴他的笔调，而不是抄袭了。

　　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会有巨大的失败，而菲茨杰拉德太了不起了，他甚至可以把致命的个人缺陷变成诗歌的素材。

　　黑兹利特的评论太精彩了……弥尔顿的原文装点着他的评论。

　　足够集中的暴力可以抵消任何数量的文化，无论那种文化散布得多么广泛。

　　如果我们要在人的尊严中寻求安慰，而不是仅仅接受人性的弱点的话，我们必须面对她[丽卡达·胡赫]，并努力记住为什么犹大很难直视基督的脸——不是因为那里有神圣的宁静，而是因为那里没有追逐私利的算计。

　　四，建造记忆大厦，抵抗文化失忆

　　我们或许可以把《文化失忆》想象成克莱夫·詹姆斯建造的一座记忆大厦，他心目中的男女英雄在此齐聚（其中也有一些恶棍）。而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听见一场盛大对话的边角。我们可以想象说话者全都聚在一个大房间里，虽然现实中的他们从不曾如此。又或者他们是在一个露台上，在星空之下”。

　　记忆和失忆是贯穿全书、反复出现的主题。在《詹弗兰科·孔蒂尼》一篇中，詹姆斯花了大量篇幅讲述以记忆为载体进行普适交谈的重要性。他谈到孔蒂尼那一代以在不同文化间传播文化为终身志业的人，“他们都携带着一个宝藏室，装满了默记于心的诗歌。一人引用奥登、燕卜荪、华莱士·史蒂文斯，另一人总能接上下一句。这一代人正是通过这些共同的记忆，建起属于他们的典故世界”。

　　在《希特勒》一篇中，他说：“如今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很大一部分要么不知道他是谁，要么对他的所作所为只有模糊的认识。由此也暴露出自由民主的一个缺陷：它的众多自由当中也包括遗忘的自由，忘记是什么曾经威胁过它的存在。”

　　20世纪的精神生活是一个复杂的国际事件，“简化的代价就是失真”，詹姆斯说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抵抗文化失忆”。他不断提醒读者，我们生活的世纪脱胎于20世纪，而让人类文明成其为文明的自由人文主义若要在新世纪得以留存，继承者们就不能放弃对于过去的记忆。

　　每一代人身上都包含着此前所有世代走过的路，但我们今天所知的“历史记忆”，是由经过拣选甚至修饰之后留下来的东西构成，而在那个过程中，很多声音消失了。他试图让其中一些声音重新回到普通读者的耳中：

　　人类大部分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关乎其所爱。倘若这也要谴责的话，我们每个人迟早都逃不过。如果说要从这场灾难中学到什么，牢记那些与我们怀着相同热忱的人们曾经遗忘的事，无疑是明智之举。

　　如果我们不能全部记住，起码也要了解一点我们所遗忘的东西。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全部忘掉也没关系，享受轻装上阵的便利亦无不可；但一种与爱无异的深刻直觉提醒着我们，效率的代价就是空虚。最后，我们保持思考是因为一种感觉。如果可以，我们要留住那份纯粹的感觉，如果我们丢失了它，就要把它找寻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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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来源：文学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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