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一九四二》：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woohoo345

1、

　　在《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中，《一九四二》的导演冯小刚说了一些比电影还震撼我的话，一是对很多知识渊博、爱国爱民的影评人说的，他希望这些用心良苦、有责任心但言论偏激的影评人，尽量不要对影片做太多政治方面的解读。二是为被一些激进导演、影迷视为防碍电影艺术头号公敌的“广电总局”说了话。原话如下：

　　“比如《让子弹飞》，就因为被某些知识分子过度进行了政治解读，导致姜文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姜文的剧本再拿去送审的时候，人家要拿放大镜去看。”

　　“《一九四二》要上马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担心，所以说我们要了解人性，比如你要了解，审查委员会的人，这就是他一工作，他给你通过了，可能他的饭碗就没了。”

　　“所以说要是只想着自己的电影，不理解他做这工作的难处，那你就是对人性了解得不够全面。”

　　这非常不像拍摄了一部悲悯、愤怒却又有些无情的电影的导演说出来的话，而这却非常符合一个为了拍摄《一九四二》坚持10年没放弃的电影人的心情。

　　对冯导的这种理解，不是这部沉重的电影支撑起来的，而是一天之内就读完却感觉需要一辈子去消化的中篇原著《温故一九四二》给予我的想法。

2、

　　《温故》出乎我的意料，它既没有电影中那些具体的难民人物，也没有饥荒、轰炸机、野狗、日本军官的军刀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尸体。死亡这个“主角”，是原著的背景，活着的、不同地位的人，才是作者刘震云思考的细节。这是刘震云在19年前为了答应一位朋友的要求，利用大量资料和纪实访问间夹着主观论述写成的中篇纪实作品。

　　是的，它不能算是小说，但对于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它是一部以小见大、警世怒问的“小说”。正是因为原著对人性客观、全面的探讨态度，才决定了冯小刚会被“一九四二”这段苦难历史打动，并能和来自朝野的各种磨难作战，胜利后却不骄躁也不激进。

　　电影中呈现的蒋介石委员长、《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蒋鼎文将军、李培基主席、神父、日军、灾民等人物，为了更好地让观众理解，只向我们展现了一面。这些人的某一面，在天灾人祸下，不是给我们以愤怒厌恶，就是给我们以同情悲伤。而刘震云结合史实和采访所写下的人物，会让你愤怒到一半就感到惭愧，刚要下结论却又看到转折点。

　　蒋介石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给电影观众看到的一面，是“独夫民贼”，面对饿死三百万人的国民，不仅不相信，还要求“征饷照常”。即使白修德当面告诉他真相时，他仍旧在说“这不可能”，直到白向他出示“狗吃人”的照片，他才大惊失色。原著中，刘震云尖刻地讽刺“领袖的生活”之时，却花了大篇幅“为蒋介石说话”。

　　“蒋绝不是不相信，而是他手头还有许多比这重要得多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

　　一个人成了领袖，给人的形象便只有权力的光环和私欲的不堪。然而在那个世界格局、中国格局复杂的年代，蒋介石眼中的国土、军民的比重不可能以“人文情怀”为杠杆，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全国范围的。因此，他会让悲悯报道“豫灾实录”的《大公报》停刊，他会对自以为“人道主义”的美国记者感到厌恶和哭笑不得。

　　原著告诉我们，《大公报》被停刊并不是因为一篇《豫灾实录》，导火索是主编王芸生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阅读原著摘录的社评段落，任何一个当代报人都会感同身受、血脉喷张，然而刘震云却写出了“无情”的话：我与我故乡的三千万灾民，并不对张高峰的报道和王芸生的社评与呼喊表示任何感谢。

　　“我们应该感谢的是洋人，是那个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

　　为什么呢？因为“有几个中国人，可以见到自己的委员长呢”。而当年，即使知识分子、国民党爱国军官、谋士再热血沸腾，能对河南灾民做出赈灾决定的，只有蒋委员长一人。

　　“中国国情”四个字，总是国人冷暖自知而外人义愤填膺的事实存在。在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多数知识分子拥有的总是“稍含幼稚的勇气”（刘震云语），多数官员正如当年国民党官员那样挣扎在“贪还是不贪”的道德底线两边，只有人民，一直受苦、总是受苦。

　　原著中，这群最善于忍耐的人民，不仅仅是吃树皮、卖儿女，暴尸荒野被野狗所吃，一些人，走到了人吃人的可怕境地。母亲会煮了自己两岁的孩子，父亲会勒死两个孩子煮了吃，无法对骨肉下手的，易子而食、易妻而食。

　　对难民，刘震云终于有了感性的文笔，他对电影中那个带领村民抢食别人村落的“刺猬”人物原型发出赞美：

　　我对地主分子范克俭舅舅气氛叙述的一帮没有逃荒的灾民揭竿而起，占据他家小楼，招兵买马，整日杀猪宰羊的情形，感到由衷的欢欣和敬佩。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虽然这些土匪，被人用浸油的高粱杆给烧死了。他们的领头人叫毋得安。这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3、

　　人吃人不是最不堪的，最不堪的，电影中没有呈现，原著中则以这样惊悚的一句出现：

　　“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乡亲们的命。”

　　皇军给河南灾民发了军粮，这不是什么人道，而是另一种实现“霸道”的伎俩。有饭吃的灾民，竟然在河南战役中，帮着日军将五万名中国士兵缴了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人脑子中有“汉奸”这个词，有的只是“我得吃饭，我得活”。

　　全书到这个段落，已是结尾，也是到了结尾，之前站在领袖、知识分子、军人、人民等立场客观描写的刘震云，下了结论：

　　“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

　　为什么冯小刚在采访中，要求知识分子不要偏激，要求观众、导演不要为难电影局？因为刘震云的原著，深刻地揭示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这个性，可以借用电影海报的的六个字来表述“走下去，活下去”。一九四二年，河南死了三百万，战乱那么多年，全国还有更多的百万、千万人死去。然而活下来的人，成为了我们。

　　今天坐在电影院、书店中的我们，坐在办公室、暴晒在烈日下的我们，基本上不会发生吃的问题，然而就是这样为电影、为原著感到震撼、悲伤、同情的我们，真的和从前那些“我得吃饭，我得活”的人是两个世界的人么？

　　去看一看让你有点麻木的社会新闻，不难发现和那些年相比，变的是年代，不是人心；饱的是肚子，不是脑子。活下去，是必须，但总结前人活下来的苦难和耻辱，才是未来我们活下去的意义。

　　胡适曾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冯小刚容忍了，刘震云容忍了，最后换来了干净的反思和有力的作品，电影《一九四二》和小说《温故一九四二》，非常重要。

　　字数：2202
　　转自：墨愚玩
　　原网址：https://book.douban.com/review/5686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