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利茨》：跨越即消亡

牛妞

　　奥斯特利茨——这一被用于多重命名的词汇，既在话语不断被“我”转述的叙述者参与对自己的命名中被使用，又在此过程中作为其为之热烈而欣喜的，对拿破仑的功名伟业附着于失而复得之姓名的知识性语汇。“命名”的行为只是小说中诸多知识性阐述的一小部分，却以姓名作为身份符号的性质给读者造成了诸多错觉。一开始我们期盼它成为叙述中一种始终将情感进行隐形联结的线索，甚至可以将其填充进“参与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姓名”这一解读思路中，延展出对威权暴力性地剥夺个体拥有“姓名”与身份的权利这一行为的批判。但出人意料，它只是在叙述的不经意间轻微地鸣响，读者与两位叙述者的感应却不甚同步。

　　将“命名”行为淹没的源源不断的知识性阐述贯穿整部小说。在开头“我”与奥斯特利茨相识后，两人一起抬头凝望火车站门厅中悬挂的巨型钟，混杂于对景象的描绘中的是“我”与奥斯特利茨对它作出的知识性阐述。在此，这种即时的论述与先前空间性的视点联通，视点给予他们作为在当下进行的回溯与审视的主体被确立的感受，知识性阐述则在表面上赋予这种目光一种“历史知觉性”，成为“我”与奥斯特利茨为感知不在场的创痛的努力。在此过程中情感体验与历史叙事的关系变得模糊而微妙：个体对历史过程对自身的重塑的感知在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迟滞中经过层层代理才能到达，创痛因自身对其的不在场而加剧，但在回溯中让自身在场的尝试却又只能借用于对客体进行知识性阐述的方式。这种阐述通过反复的搬引与借用，几乎在话语间隙构成一个承载着共同想象的知识共同体。即使它拥有在这一回溯的特定语境中对被阐述之知识进行再生产的倾向，但由此而生的不可避免的叙述同质性，在“我”与奥斯特利茨的双重声音中被不断印证。“我”仅仅作为“奥斯特利茨叙述”这一事件的见证者，这种仅见证“说话”的转述将不可弥合的不在场情境进一步推至深处。因此，穿插于文字中的图像不仅仅承担着作为物的图像在视觉意义上对叙述的又一层确认或是以摄影的见证性介入虚构的功能。在一种在场的不可能性中，它们充当介入之物的做法反倒进一步否认跨越层层代理，指认特定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作者原注中叙述的“我”对卢塞恩火车站的回忆是对此非常生动的体现——如果仅仅“看”的行为与对阐释的接纳也与灾难的突发建立了某种共谋的关系，这种目光无疑使自身承担的罪责进一步扩大化。在创伤已经过漫长流通的后一阶段生成的反思性语言，其效用有待进一步探讨。

　　但在某些知识性阐述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些打破这一既定现状的预兆，尽管它们本身以一种阴影式的可怖之姿存在。小说中对于要塞与市政建筑的阐述与说明，是对作为狂热想象产物的实体系统的溃败的论述，通过论述生成过程中对于自身的系统化构想的破灭而得以表达，被内化进阐释客体自身的表达反倒因对自身力量的否定而承担了一种批判的功能。这种否定性对叙述承担指认责任的作用在小说后段对图书馆或档案室等庞大系统的叙述中体现得更为明晰。与此前对要塞或市政建筑的论述不同，对上述系统的叙述是奥斯特利茨在寻访过程中通过置身其中的方式直面后得出的经验。庞大且令人窒息的运转系统以其体量与内在不断进行的分类拆解的空间秩序抽象地毁灭了文献与档案被希望进行见证的目光借用的可能。这种毁灭指向前文的“知识型阐述”，也即指向了论述这种毁灭过程的论述本身。如前文所述，如果对系统的论述因对客体模仿的破灭过程而以一种否定性承担了批判的功能，那么包含对使在场成为可能的知识型阐述的论述，同样遵循论述客体中“破灭”的进程，也使自身的生成成为被言说的一部分，由此承担通过文学这一体裁进行特定历史指认的尝试的批判。读者在其中承担“我”之于另一叙述的见证身份，实际上我们仅见证了“我”对一切叙述的转述，但其之于这种批判形式的作用不言自明。

　　奥斯特利茨的叙述中大篇幅地提及了他不断跨越疆界，回访他曾被迫远离的故乡。这种跨越被各种名称附加其上（包括对名为奥斯特利茨的火车站的提及），使人们站立于经历史走向将空间切割的不规则线条中，用定义与名称确立“划分”这一行为的持续性。但“我”与奥斯特利茨的叙述无穷无尽的对既有定义与名称的言说使它们大量堆积，并将其自由地纳入与“我”一同在场的词汇中。于是，被见证的叙述行为也遵循着相似的进程，试图跨越历史见证与不在场之间被暴力性且无可挽回地添加的疆界，从中包含的多重被否定确立意义的论述，隐藏着文学特有的否决之手。即使我们始终被隔离于曾经闪着光的符号与线索隐约流动的景象中，但最终还是得以带着凝神的哀伤目光，进入不可知的情境。

字数：1706
原作者：司曾
原网址：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0449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