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 中国式孤独的众生相

丑土妹

　　孤独，是一个很难写出新意的题材，但刘震云真的在这部作品中写出了中国式的“千年孤独”，而且在故事性、哲学性和文学性上都不逊于同类作品《百年孤独》。后者写作风格独特，既气势恢宏又奇幻诡丽，而《一句顶一万句》写作风格大气，简洁，又出神入化。写作手法上《百年孤独》里面充满夸张、象征和神话，而《一句顶一万句》充满乡土、民俗和冷幽默，写的是普通人的平凡命运，虽是杯水却能兴波万丈。

　　《百年孤独》通过书写被孤独笼罩的布恩迪亚家族的七代人对宿命徒劳无果的反抗，折射出的是被世界文明抛弃的拉美大陆的悲情历史，有着对拉美大陆的命运的深深的关切和思索。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把时代背景放在中国的解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延津，然而时代只是一个装饰物，人物之间并没有因为时代变化而导致命运的改变，影响其命运的是人的内心纠结而产生的相互纠葛。书中人物命运都很平凡，作者写作中有着置身事外的淡然和疏离，甚至可以说，他其实并不关心人物的命运；他的写作主题超越了时代和命运，而写的是几千年的人性。

　　马尔克斯在写作中，有意识的强调一种宿命的轮回，凡是叫奥雷良诺的人的性格是一样的，叫阿卡迪奥的人的性格也一样。奥雷良诺上校在战争的途中和17个女人生了17个儿子，虽然儿子们长的并不一样，但是眼睛中透露出的孤独却是一样的，这是布恩地亚家族孤独的标志。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也有轮回，他安排两个时代（上、下两篇），两批人物，却是相同的孤独。上篇是出延津记，主角杨百顺（后改名为吴摩西），生活在一个叫做延津的地方。他一辈子过得七零八落，换了十几个工作都很难找到“说得上话”的人。偏偏他和继女巧玲（他老婆跟前夫的孩子，后改名为曹春娥）说得着，但这个孩子却又被他自己弄丢了。于是杨百顺走出延津，去找巧玲，可是找了半辈子，也没找着。下篇是回延津记，曹春娥的后代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时代在前进，历史却在轮回。

　　《百年孤独》在“冰块”和“石头”中开始，然后在一阵风中结束，整个家族是悲剧性。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近乎绝望地指出：“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是一切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的总结，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遗忘的戏剧的总和”，这样的历史象征了孤独，就是“百年的孤独 ”。而《一句顶一万句》小说通篇写的就是，人和人怎么都说不上话，能说到一块儿去的人，又不能够在一起。人总是难找到能说上话的人，你想和别人说，别人却不一定想和你说。即使遇到了能说上话的，要么会离开，要么后来变得说不上话了，要么属于了别人。这其中的无奈和悲剧源于人总是不能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生活。

　　再比较一个主题，“救赎”，当谈到《百年孤独》布恩迪亚家族的孤独感源自何处时，马尔克斯说：“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们不懂爱情。布恩迪亚整个家族都不懂爱情，不通人道，这就是他们孤独和受挫的秘密。” 在这一点上它和《一句顶一万句》的主题是一致的，后者的救赎方式也是爱。而另外还有一点，《百年孤独》里的外来的人物，镇长的女儿雷梅苔丝，象征着爱和美，被认为是有益于这个布恩迪亚家族改变的人，然而还没等得及家族的改变就死了。而《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外来人物，一意大利传教士“老詹”，在延津传了几十年教，结果只发展了八个信徒，也无法救赎孤独的人们。主人公改名“吴（无）摩西”，似乎也在暗示，想依靠外界力量解决“孤独”的问题是很难的，人似乎只能自我救赎。

　　《一句顶一万句》书里人物错综复杂，但却可以简单的分成“说得上话”和“说不上话”两种。无论家人，朋友还是夫妻，一旦说上话了，人就亲了。反过来，一旦说不上，就没有亲味儿了。书里说人人都有沟通的欲望，而不爱说话的人不是不说话，是没有遇到能说着话的人。“说不上话“的感觉大家都有体会——所谓相逢满天下，相知有几人。举个现实中的例子，微信上联系人成百上千，一个一个翻过去，又有几个人能让你坦然而随时地畅所欲言？那么，“说得上话”，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书里这样一个例子是牛爱国。在寻找出轨的妻子庞丽娜的途中，牛爱国遇到了“老李美食城”老板李昆的小媳妇章楚红，并因此顿悟了世上相好者的精神密码——两个人在一起“说得着”。书里这么写 ”牛爱国与谁都不能说的话，与章楚红都能说。与别人在一起想不起的话，与章楚红在一起都能想起。说出话的路数，跟谁都不一样，他们俩自成一个样。两人说高兴的事，也说不高兴的事。与别人说话，高兴的事说的高兴，不高兴的事说的败兴；但牛爱国与章楚红在一起，不高兴的事，也能说得高兴……“ “说完一段，要睡了，一个人说：“咱再说点别的。“ 另一个人说： “说点别的就说点别的。” 我想起书里另外一句话，“一个女人与人通奸， 通奸之前， 总有一句话打动她。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吴摩西一辈子没有想出来。“ 我认为牛爱国是明白的。

　　但书里也说，“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有个桥段，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书中的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 。书里为赋新词强说孔圣人孤独，似乎有点牵强，但是想想后面那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似乎他已经习惯了“人不知”，这么说圣人还真是孤独。另外一个例子，詹神父在黄河边碰到一个中国的杀猪匠，劝杀猪匠说你要信主。杀猪匠说为什么要信主？詹神父说你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杀猪匠说不信我也知道，我是个杀猪匠，从张家庄来去李家庄杀猪。这样的对话实在让人忍俊不禁，但其实人间的对话大抵如此。有时我们是詹神父，有时我们是杀猪匠，而且不自知。

　　寻找“说得上话”的人本质上是寻找自我，通过他们确认自己存在的价值。而他人即地狱，一句话背后往往隐藏他的过去，他的价值观，世界观。他说出来觉得是金玉良言，我们听起来却觉得狗屁不通，反之亦如此。说一件事也是如此，一件事儿不只是一件事儿，常常连着七八件十来件事儿，弯里又拐着弯，一个人又连出几个人。无法说清，也就不想说了。很多时候，人相互已有隔阂，便觉得对方没有做得对的地方；有时本来是为对方考虑，对方却把你想成了另有企图。

　　“说得上话”也是动态的。小时候能说，长大了不一定能说。单身的时候能说，都成家了不一定能说。平时能说，遇见事了不一定能说。距离变远了，也可能就说不成话了。分开几年再见面，也说不成话了。有些人现在说不着，将来或许能说得着；有些人现在说得着，将来未必能说得着；有些人这一辈子也说不着。例如，书中曹青娥和养母闹别扭闹了一辈子，最后却成夜成夜的说话。到临死了，还想叫叫娘，再说两句。可是以后曹青娥再没碰见过能说得着的人。把六十年前的话跟儿子牛爱国说，把二十年前的话跟孙女百惠说，眼前的话谁也不说。到死前硬是没说出想说的话，也硬是没人能理解她想说却没说的话。等牛爱国最后觉得自己明白了，可是曹青娥已经死了，话也就对不上了。

　　结果，书里的每一个人，都为了能和别人“说上话”苦了一辈子。杨百顺失去了说得上话的曹春娥，苦的只能踏上寻找的征程。牛爱国也苦，老婆说不上话跟人跑了，过去的朋友也变得说不上话了。教书的老汪也苦，无处寄托对小女儿灯盏的思念，只能到处搬家。曹春娥也苦，终于能和养母说上说，可惜却是垂死之人，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苦苦苦！很多出场不多的人物也一样的苦。比如第一个县长老胡一门心思扑在木匠活上，想必也和人说不上话；第二个县长小韩是个话痨，想必也是说太多无人能懂。

　　和别人“说不上话”，那该怎么办？

　　一种办法是去寻找说得上话的人，于是书中有了杨百顺和牛爱国的出走，也有私塾先生老汪的出走。老汪教学之余，有一个癖好，每个月两次，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问起缘由，原来是在“想一个人”，可是又“找不得”，他当时“寻”的便是自己的开封老相好。后来老汪女儿灯盏玩耍时不慎淹死于水缸内，老汪因此辞去工作出走到陕西宝鸡，这次出走“寻”的是找不到的人，只是通过寻找缓解思念。这个铺垫很有意思，暗示着很多人的寻找往往都是无果的。

　　还有别的办法吗？例如找法子让自己舒坦。杨百顺的弟弟杨百利会“喷空”，也就是在一点真实人物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想象，天马行空的“瞎吹”，他通过胡思乱想这种方式来实现自我、来宣泄。而杨百顺曾经最大的梦想是像罗长礼那样“喊丧”，而“喊丧”的实质，是想“虚”一下，是想借此摆脱或超越“眼前的生活”。瞎子老贾弹三弦，老胡做木工，老史听戏与“手谈”，老冯张罗“闹社火”，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要脱离“眼前的生活”，让自己无着无落的心有所寄托。

　　再者，还可以与神对话。人是善变的，中国传统的依赖人群的宗族式关系也可能是“危险”的，而神却一直在那里，不远不近。书中角色神父老詹，千里迢迢从万里之外的意大利来到了中国，只为了传播天主教。在延津传了四十多年教，只发展了八个教徒，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地在延津的乡村街道传播天主教，成天的口头禅是“信了他吧，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他幸福么？应该吧。但正如前文所说，外部的救赎不是万能的解药。

　　而就牛爱国来说，他唯一的解救之路是曾经的“相好”章楚红。牛爱国想明白了吴摩西一辈子没有想出来的问题，而这也是下篇回延津记与上篇出延津记的主要突破。对章楚红的寻找就是对自己内心的确认，然而，等他明白这个道理，他已经无法找到她。回应了那个主题“人和人怎么都说不上话，跟能说到一块儿去的，又不能够在一起”（请大家脑补一下大话西游经典名句吧）。

　　书中送我们一个金句，“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或许这可以缓解我们几千年来的孤独、寻觅与痛苦。

字数：3429
原作者：方枪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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