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的存在与本质探微———读《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一书的思考

千早爱音

　　引言：同治中兴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候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而这便是他们所谓的中兴事业——芮玛丽

　　本书梗概：本书初稿于1957年，第二版于1962年。我读的版本为第二版的汉译本，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印行。在本书中，作者讲述了清朝政府自中央至地方各级对于同治中兴所做的努力与贡献。并且清晰地告诉我们同治中兴距离成功曾经很近，以及最终功亏一篑的结果其中的根源与中国社会运行机制。美国大学里，它被指定为主修中国历史的大学生、研究生必读参考书。

　　作者介绍：（本部分引自本书前言 ）芮玛丽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出生于1917年，1970年去世。她于1938年毕业于瓦萨学院，1951年获拉德克利夫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即在大学历史系任教。1959年至去世，先后任耶鲁大学历史副教授和教授兼大学图书馆远东文献部顾问。其间，曾任1965年成立的清代研究会议的领导人。芮玛丽于《同治中兴》之后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和历史职业》、《中国再次估价它的过去：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著作》、《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等。

　　何谓存在问题，即是论有无与轻重。本文另有小议同治中兴的本质与传统中国社会机制。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人类的悲喜观也不尽相同。读引言可知，在芮玛丽的眼里同治中兴是一场悲剧，而且是一场最终的失败，具有失败与终结的二重性。正是因为这种二重性，使得同治中兴在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具有独特的魅力，使人想要探寻其中的真相与根源。读完本书，了解“同治中兴”的具体历史，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史，并从中了解种种问题的根源大有裨益。在很多问题上，对如今的一些问题也具有参考。

　　同治中兴是否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不取决于“同治（1862—1874）”这个年号，这仅表明两位太后共治。而是在于其是否可堪“中兴”二字。中国历史上较为著名的几次中兴有：昭宣中兴、光武中兴、元和中兴、弘治中兴。他们的共通之处是均发生于大乱之后，所谓大乱之后有大治。昭宣于汉武帝巫蛊之乱后巩固汉朝百年，光武于王莽篡位之后建立东汉，元和于安史之乱后使河南诸节度使从于中央，弘治于成化朝荒堂朝政之后励精图治。同治中兴于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在社会各方面进行改良，并促进中国社会近代化。相比昭宣中兴的盐铁会议，同治中兴有着可以比拟的建立近代工业的举措。光武中兴可称创业垂统，在历史上所罕见其本质非为一般中兴可以比较。元和中兴以各种办法维护了唐帝国疆域上的完整，同治中兴与其十分相似。弘治中兴主要在于废除前朝积弊与励精图治，同治中兴也的确是中央与地方共同奋力希冀中兴。用文中芮玛丽的话讲：“中兴的概念是一个晚期繁盛的概念。在中国人看来，它是继‘内乱和外患’时期之后一个暂时稳定的阶段。”如此可言，同治中兴可堪中兴之名。在中国近代史上，同治中兴是存在的，是附实的。

　　从芮玛丽的角度讲，中兴的根源是在于中国的思想。她的观点虽然没有离开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这种理论。但是这本书的研究内容不在于西方对于中国是如何冲击的，而是在于中国是如何回应。自义务教育至大学，我们所受的清末历史知识主要是西方以各种方式冲击，我们以各种方式丧权辱国，这其实是不充分的。本书弥补了我们在认知上的空白，告诉我们并非只有一场无用的洋务运动，更有着“中兴”的举措。这是本书的优势，值得一看的重要原因。

　　从本书中来看同治中兴在中国历史上的轻重，也就是看同治中兴的历史地位。我认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具有保守主义特征的儒家思想，在近代所主导的“同治中兴”是最后的抵抗，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绝唱，具有着结束性意义的历史地位。《同治中兴》：“把这种东施效颦（国民党进行的改革）称作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将会亵渎一个伟大的传统。名副其实的中国保守主义是在19世纪60年代进行最后一次抵抗的。”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同治中兴是从春秋齐国“初税亩”出现的中国土地私有制所衍生出的中国自耕农、传统地主在中国历史上面外来侵袭与现代化最后一次有成效的抵抗，最后的功败垂成也证明了这种趋势势不可挡。

　　同治中兴在政治、外交、教育、经济上皆打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大门，地位举足轻重。但是这并不包括中兴期间的思想，思想的进步是随着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生活缓慢的变化（从同治中兴到戊戌变法再到清末新政），或是因突发事件有识者的一场顿悟（巴黎和会拒签事件）。在政治上，中兴做的是恢复传统的地方政府，从内政上恢复鸦片战争前的旧形态，是中兴的主要目标。中兴主要的显著特征是：这些儒家秩序体系在面临一场革命的威胁中得以重建，秩序也就得以恢复。 从结果上讲，在中兴期间恢复地方统治、再建文官政府的举措是成功的。在外交上，《同治中兴》云：在德国公使又一次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时，总理衙门大臣们对国际法作了一些研究，然后提出一系列论点与之驳难。令总理衙门满意的是，「他垂头丧气，无言以答」。为此总理衙门发行了官方版的《万国公法》（《国际法》），并将300本分发给与外交事务有关的官员。 在这一新的领域里，中国人的技巧继续在发展。1865年夏《美索不达美亚条约》的谈判之所以是重要的，主要是因为它为中国施展新的外交手腕提供了机会。”。并且在中兴期间，总理衙门还组织了新式学堂“同文馆”，关于同文馆本书的相关描述内容如下：“如果仅仅是限于教授各国语言，那么这不过是常规的进展而已。但是同文馆所显示的已远远超出了常规。当极端的顽固派看清这一点时，便发出了一片喧嚣的抗议声（尽管一时并没有成功）。总理衙门捍卫自己在教育上的立场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旧的秩序之内对洋务的处理已能适应于现代的需要。 ”同文馆已经颇具现代综合大学的雏形，并非只是一所孔孟大学，更是讲述外语、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研习院。同文馆代表了中国外交、教育上的成就，并成为了日后北京大学的源头。在经济上则是著名的洋务运动，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开平矿务局等近代工业皆创办于此。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出现了，属于中国人的近代工商业出现了。思想上，王韬、郑观应代表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阶级提出了想要进行政治上改革的思想要求，并且希冀人们转变旧思想。但是真正的大商人还是以做官为自己追求，尚未脱离传统思想，这也符合同治中兴的整个社会风气，还是想以新的器物，恢复原来的中国社会。本书云：“这就是“同治中兴”的本质：在旧秩序的范围之内，实行激进的改革。 ”这种成果在今日还有体现，招商银行便是轮船招商局的孑遗。芮玛丽告诉我们同治中兴的过程是恢弘壮阔的，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并引领的一种变化。我们可以讲，在中国历史上，同治中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以不明、不可以不解的一部分。它是一部关于面对大潮中国人是如何抵抗与内化发展的历史。

　　在上一段中，已经引用了本书作者芮玛丽关于同治中兴本质的看法：在旧秩序的范围之内，实行激进的改革。还有就是本书的书名：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第三，她认为中兴是伟大悲剧，伟大的失败。我认为还有一点，那就是同治中兴是中、外诸多因素所造就的一场改革。并非只依靠中兴时期的杰出清廷政治家，外国的支持也不可忽视。作者这两点我是赞同的，中兴期间的任何举措都未脱离旧秩序，在同治中兴后，中国的保守主义（思想、阶级）再未有如此规模的抵抗。中国的历次改革、革命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保守主义再也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同治中兴》云：“收复安庆和设立总理衙门，毕竟标志着“中兴”的肇端；而对“阿礼国协定”的否决和“天津教案”的发生，又恰恰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终结的标志。 ”我觉得可以解读出来外国的因素贯穿着中兴的发展，外国军队协助清军攻击、战胜太平天国，这是中兴的肇始。中外爆发天津教案，这是中兴的终结。在中兴的过程中，外国的支持如阿礼国、赫德等英国亲华派，外国还持有一种思想“即中国的发展有助于在华利益的发展。所以在整个中兴期间，外国对于我国侵略较少、干预较少，还有部分支持，甚至可称中外协力，我认为这也是中兴的本质之一。《同治中兴》云：“同治中兴的失败是因为近代国家的要求被证明是与儒家秩序的要求直接对立的。”这也是芮玛丽的观点，客观的历史以及芮玛丽在本书中讲述的中兴在政、经、文、外交等领域清廷诸多措施的发展由盛至衰的过程充分说明了这点。也告诉我了我们同治中兴失败的本质：“即使在最有利的形势下，也不存在把一个有效的近代国家移植到儒家社会之上的途径。”。如今我们想要利用好传统保守思想，相比我们对于传统保守思想的中兴群僚，从对思想理解、应用其实大有不如。他们都做不好，我们就能靠这些做好吗？这是个存疑的问题。也是同治中兴对我们的一丝启示。

　　我认为本书作者芮玛丽做到了尽量客观的、广度的讨论了同治中兴的各方面情况，这是超越过往的许多研究书籍的。并也阐明，中兴本质讲还是复兴过往，但是儒教中国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状态了。同治中兴就是代表了保守主义最后的抵抗、阶段性胜利与最终失败，从此之后再妄图政治、思想、社会复古是不切实际的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完成好本时代的义务是本时代的人的义务。中兴的政治家们从本质上讲并非是中兴时代的人，他们完成了他们历史任务，完成了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待他们之后，则是新一代人承袭着中兴的遗产，改革与革命。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要完成我们这代任务。一种符合社会发展与运行机制的任务。同治中兴不愧为西方汉学研究的一本扛鼎之作，读完的确让人受益匪浅。

3412个汉字，原作者：俶叶居士，链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0206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