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冻土不会悲伤——《鱼王》

书呆熊

　　理想国的新版《鱼王》出版于2017年，策划编辑在手记里详细介绍了自己如何寻访当年的八位译者，与俄罗斯的出版社沟通对接，最终让“全鱼”第一次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也是第一个正式获得授权的译本。

　　《鱼王》出版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第一个中译本很快获得了国内文学爱好者的高度关注，其深邃而舒缓的叙事风格也影响了不少作家的创作，尽管这种影响往往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埋藏于文字肌理之下。不过，无论是书还是作者阿斯塔菲耶夫本人都没有在更大范围内流行。

　　从这一点上来说，称新版《鱼王》为对一颗俄罗斯文学遗珠的再发现并不为过，不少新版本的读者都是第一次接触这本书，译者+1，译文有所修订，序沿用了1982年夏仲翼先生的那篇。称其为“全鱼”，是因为集子从12篇变成13篇，新增的一篇是《没心没肺》（张冰译），阿斯塔菲耶夫1990年将它交给出版社，而这一篇并未收录于此前的上译和百花版。

　　我一直觉得豆瓣应该给编辑手记以更大权重，比如在图书详情描述页卡那里加一个链接，一键跳转。当然这是个相当理想化的想法，首先是在海量出版的新书中，大部分确实不值得写编辑手记，或者即便写也是流水账。其次，很多编辑其实已经将手记写到了图书长评区，写得好自然会获得更大的展示权重曝光。

　　不可否认的是，优秀的编辑手记会让一本书更像丰满的生命体，而非由纸张构成的无机物，它能完整展示做书人如何从0到1或从1迭代到1.5。《鱼王》译者时隔多年的重聚与合影，会让人深刻感受到岁月的无情与文字的绵延：译者石枕川去世，译者肖章失联。写序的夏仲翼先生今年5月离世，他的学生，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在为《上海书评》写的文章里回忆了大学时代夏先生授课的往事，说他“声调温和，语速舒缓，言辞平实，讲了一年课，没有一句惊人之语；也绝口不谈课程以外的内容，不谈自己，没有东拉西扯的闲言”。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庶几近之”。

　　优秀的作品遇到优秀的译文，行文熨帖，精神相契，可谓天作之合。像《鱼王》这样由多位译者共同参与，仍能融汇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显突兀，则殊为不易。

　　说回作品本身，阿斯塔菲耶夫一生都在写西伯利亚，写那里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铺天盖地的大雪，奔流不息的叶尼塞河。作为一位典型的“外省作家”，西伯利亚是他永不枯竭的矿脉，细致入微的自然主义观察与真挚的情感抒发，被认为与普里什文与帕乌斯托夫斯基一脉相承，在普希金与屠格涅夫那里同样能找到回响。

　　对绝大部分不熟悉西伯利亚的读者而言，《鱼王》首先不是文学著作，而是一本来自北境的《孤独星球》，充斥着五彩斑斓的声、光、色，这里的飞鸟游鱼走兽，一花一草一木，都带着远离人类文明的蛮荒之美。在阿斯塔菲耶夫笔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自然不是异质化存在，它像空气一样将人包围，无需用猎奇的目光加以审视。

　　因此《鱼王》毕竟不是旅游指南，作者细腻的观察能力提供的仅是布景，由道德激情牵引的思辨才是重心。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自己的双手改造自然，在苦寒之地铺展开生与死、善与恶、沉沦与拯救反复交锋的全景图。这些本是二十世纪苏联现实主义作家反复书写的母题，但阿斯塔菲耶夫的不同在于，他没有摆出战天斗地的昂扬姿态，在热火朝天的大建设热潮中保持了冷静头脑。原住民残忍的捕鱼方式令鱼类数量锐减，渔业稽查部门的强力压制适得其反，外来狩猎者们则用手中的枪尽情屠戮森林中的动物……

　　自然的壮美与严酷只是表象，暴力才是这片土地通行的法则，俄罗斯农村底层人群的矛盾形象在此得到清晰刻画，他们集中体现了这个民族性格中最美好与最恶劣的部分，既淳朴热情又排外冷漠，既豪爽大气又锱铢必较，活得大大咧咧但又时刻不忘钻法律的空子。

　　自然施加暴力，他人也可能是地狱，个体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要想活着就只能动用一切手段，无论合法还是非法。阿斯塔菲耶夫准确捕捉了这些信仰缺失者的求生欲如何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畸变，展现为达姆卡的苦中作乐，格罗霍塔洛的狂躁暴戾，《鲍耶》中三个男人之间的相互伤害，以及《白色群山的梦》中毕巧林式“当代英雄”的陨灭。

　　在组织这些故事时，作者淡化了其所处的高度政治化社会背景，也并未设置大起大落的情节突转，而是征用典型人物和典型意象（比如排钩、百合花、水珠和那条名为鲍耶的狗），挖掘其象征意义，将叙事与抒情合二为一，以此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

　　作者在故事里集中表现了自己的自然观和道德观：人不能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环境破坏带来的生态失衡将反过来惩罚人类，这种惩罚可能直接表现为同名短篇《鱼王》里大鱼对伊格纳齐伊奇的报复，或者《在黄金暗礁附近》里柯曼多尔痛失爱女这个多少有些宿命论的结局，目的都是劝告人类尊重生态平衡，停止对自然的暴力破坏。

　　同样，这也是个无解的恶性循环，自然环境劣化反过来进一步败坏人性道德，人要么继续向自然索取直至其枯竭，自己丧失生存能力，要么只能远走他乡。

　　作家有义务提出时代问题，而阿斯塔菲耶夫忠实地履行了义务，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也出于对国家发展路线的忧虑。和其他12篇较少政治色彩不同，中译本补增的《没心没肺》语言风格和叙事基调完全不同，通过一个逃犯的口述展现了西伯利亚流放地犯人悲惨的生存处境。

　　如果说人破坏自然是因为信仰缺失，《没心没肺》则用明白无误的方式告诉读者，信仰同样可能导向更深刻的悲剧——支持故事里的苦役犯逃出升天的精神信仰就是去找到斯大林，告诉他这里发生的种种暴行，而这样的“信仰”作为时代给予无辜个体的思想钢印，预示了一个庞大国家的覆灭，西伯利亚的暴风雪可以轻易吹散他们细弱的呼喊，但当帝国华厦出现越来越多的细小裂隙，就再也无法彻底复原。

　　不过，阿斯塔菲耶夫也无法摆脱时代给予的局限性，他看到了大规模建设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但对此无能为力。他在《白色群山的梦》中不遗余力地批判特立独行的盖尔采夫，用的却是高度国家化的话语，断然否定独立思考与自由意识的积极性。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矛盾的困局，无法指望一个作家去解决，但《鱼王》仍然可以用来观察并思考当下。国家和时代不同，但面临的问题难免相似，而指望人性向善则需要更漫长的历史时段，如果真的有人等得到那一天。

　　四十年过去了，猎枪火药的余烬从未熄灭，捕兽夹在森林里张开锋利的嘴，飞鸟迁徙之路上挂起密不透风的网，鱼类在深夜躲避致命的电流——这是另一个国家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从未停止，至死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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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雪深蓝 评论 《鱼王》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5539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