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 太阳底下无新事

江海鸿牛

　　《显微镜下的大明》是我读过马伯庸的第三部作品（前两部是《长安的荔枝》《太白金星有点烦》），仍然是以小见大的路数，但相较于小说，这部书中纪实的成分更多，很多人物对话的场景细节都有佐证材料，可以说从不同的切面反映了明代的国计民生。

　　全书由六个故事组成，看似相互独立的事件暗含关联，比如，丝绢案中，徽州专程前往后湖查询黄册居然丢失，在后文才知道这并不是巧合。比如，多起案件中都提到了小事件与大环境的暗合，“人丁丝绢”因为符合张居正推行税赋改革，实施“一条鞭法”而受到重视；“杨干院案”因为嘉靖皇帝想要让开禁祭礼而出现逆转；正统年间的四个人的命运则完全随着上层斗争而浮沉。

　　读完此书，古人智慧让我叹服，很多做法至今仍在沿用：明朝实行的里甲制就是现代村民小组、社区网格的雏形，通过推选里长和甲首轮班管束人户，统计丁产，征发赋役，朝廷不花一分钱就能实现基层群众自治。编制黄册时要求层层签名上报，并派出国子监驳察，推行四柱法（“旧管”、“新收”、“开除” 、“实在”），构建了环环相扣、全程可溯的责任链条。“杨干院案”中，巡按将徽州府的案件转给宁国府异地审理，交叉办案，减少了窝案的可能性。

　　可惜的是，好的制度缺少好的执行，这一点在大明档案库的兴衰中表现得格外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朝廷重视但支持不足。朱元璋亲自顶层设计，给了好地方（玄武湖上的小岛），但是经费让七八个衙门分担，人员从国子监抽调无偿劳（岛上办公条件还很艰苦），但也为日后滥收驳察罚款，国子监生逃避劳动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地位重要但是管理不够。黄册不光记录了大明治国理政的家底，更是定赋役的重要依据，可谓是收税之据，束民之方。因为关系每个人切身利益，所以总有人钻空子，除了买通官吏，还可以串通黄册库匠、运输队员，甚至在制造过程中都可以做手脚，致使黄册信息失真、毁损严重。这些问题有的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但根源还在于缺少系统性的应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永远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如军护、职业户过得太惨且没有流动渠道才冒险修改黄册，能否在户籍政策上做一些调整；比如富户把壮丁、田地转到穷户身上，能否更多保障知情权，畅通基层监督的渠道。当然，知易行难，也有不少能人志士上书谏言，但受困于形势未必能推行见效。

　　到了明末，黄册已经名存实亡，居然拒绝开放查询，理由避免这一秘密暴露于天下，让黄册发挥最后仅存的“威慑”作用。有的地方官府做黄册应付差事，自己做白册方便管理……当各种魔幻剧情上演之时，政权被颠覆也就不远了。

　　太阳底下无新事。感谢马伯庸先生，感谢整理历史资料的前辈，感谢当初记录下这些鲜活历史的古人，让我们如此具象的看到官员的施政方略与百姓的市井生活如何纵横交织在一起，领略大明的风土人情，感慨古今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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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李雅普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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