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苦难》：我害怕空旷的场地，可是他搬来一把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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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迪厄的“社会学”：

“我从未感到心安理得地做个知识分子”

　　这是我第一次阅读布尔迪厄的作品，而这个起点并不是他的学理著作，而是一本以人间调查者布尔迪厄身份而进行的作品《世界的苦难》，在这本分为上下两册的作品中，光是上册七百多页的厚度就足以让不少读者望而却步， 但如果仔细看一下结构，这种畏惧感就会被减轻一大半：

　　这简直是一部非常好读的“聊天记录”，在书中，布尔迪厄围绕着“个体的苦难”谈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所见到的苦难，大多是基于新闻媒体的叙事上的，新闻媒体的调查逻辑并不可信，布尔迪厄想要给读者呈现的，是一种个体无力消解也无处诉说的“日常”的苦难，这种苦难是结构性的，而非戏剧性的。

　　于是，布尔迪厄在书中和上百人发生了对话，这些人物的身份各异。

　　一对在流浪生活中结合的伴侣，一群拼命在工厂中想要获取正式待遇的临时工，一位女警察，一位在基层工作的法官，一名长期上夜班的女工。

　　他去了流浪伴侣的家中，看见他们是如何在紧张的生活中又竭力让自己的住所保持洁净，把来之不易的蔬菜分类保存，把床单被褥叠的整整齐齐。

　　他跟着上夜班的女工去了她的办公地点，于是他看见了一个女性的危机四伏的夜晚世界。

　　他听法官的抱怨，记录下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男人在工作中受到两面夹击的境遇，底层的痛苦与权威的压迫消磨着法官对法律的信念，使人不得不怀疑一秒“工作”的现代意义究竟会是什么……

　　在每一个人物故事后，书中附上了布尔迪厄与受访者的访谈过程，这些材料才是阅读最愉悦的时候。布尔迪厄关心他们的生活问题，但又毫不留情地将谈话推进到核心，让受访者自己站到台前来，不再被新闻媒体等各方的话筒夺去说话的权力，让受访者自己反思，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向读者抛出疑惑。

　　布尔迪厄说自己是“学术界的陌生人”，这种陌生的情感使他对世界始终保持着某种距离感，“我之所以质疑这个世界，那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也充满狐疑……我从未感到心安理得地做个知识分子……“

　　做一个“学术界的陌生人”，是布尔迪厄对于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反思，他推崇萨特，认为萨特是“整体性知识分子”，也就是“承担先知角色”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不是布尔迪厄本人对自我的期望，对于“整体性角色不堪重负和厌倦”促使他投入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其中就包括了1993年布尔迪厄主持的这项学术活动。

　　布尔迪厄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项研究活动，其用意也并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源于他对于社会学的期许。在一部以布尔迪厄为主角的电影《社会学是种战斗的运动》（La sociologie est un sport de combat）中，记录了布尔迪厄接受电台RDC的一段访问。

　　布尔迪厄在面对主持人“何为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你在做些什么？”的提问，布尔迪厄向大众解释了他眼中的社会学。

　　他从解释社会不平等现象说起，说社会学家就是要寻找出不平等背后的逻辑，这些规则是可以被发现的。还有为什么要关注资本的传递（transmission du capital），这是理解富人为什么总是能过得好的路径。尤其是掌握了文化资本的人，比方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的人总是会被认为很“优雅”，这种优雅正是反应了文化资本上的分配差异，试问一个人没有好的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学校教育，又怎么能够拥有语言资本？（这里就涉及到了布尔迪厄的再生产理论）

　　从这段访谈中，不难理解《世界的苦难》背后所蕴藏的“战斗姿态”。这是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立场所带来的能量。

奥斯维辛不会一日建成：

我们如何理解日常的“苦难”

　　这个世界已经够糟了，为什么要还要理解他人的苦难呢。

　　在《世界的苦难》像是一个苦难的样本库，你简直能在其中找到各种各样的苦难。

　　有一种苦难源于贫困，这种贫困阻断了一个少年人向上求学的可能，在学校中找到出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父母不理解自己的处境，只有微薄的收入支付学费，同龄人往往以结群的形式漫无目的的游荡，稍有相处上的不合群，就会面临孤立，自己的命运已经被写就了，找个临时的工作，在高压的环境下消耗劳动，找一个人结婚，等待着命运的波澜将人拍打到下一个港口。

　　这种苦难是家庭代际的苦难，它跟社会流动、教育体系、阶级结构交织在一起，成为当代世界的重要议题。

　　他还描绘了一种群体性的衰落引发的苦难。受访者是一群工人，即便创造了往日的辉煌，但那些荣誉的归属并不落在个人身上，工厂的时代过去之后，他们一面维护自己的尊严，憎恨着不思进取的年轻人破坏了依靠往日的温情建立起来的工厂劳动环境，守护着工人的骄傲。

　　另一方面，劳动环境变得越来越差，工人的群体性已经被瓦解，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嫉妒和敌对，不再有帮助，生活也岌岌可危。他们不得不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

　　他们知道知识的力量，知道权力的优越，出于世俗的经验，又忍耐着他人的羞辱和恐吓，显得异常沉默和坚强，他们只能呵斥下一代努力，才能赶上一趟更好的列车……这种苦难源于社会的集体重组，导致了集体衰落的机遇，从而引发了社会怨恨。

　　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女警官和一位法官的访谈。

　　他们都拥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但由于自己工作所处的位置，使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智慧放在和一个巨大体系的周旋之中。他们的苦恼在于，为什么你明明在为底层发声，你帮助的人却不能理解你，认为你在与上层共谋，为什么你明明在为你的理想而工作，你的上司却责怪你卷入了底层的诡计。

　　他们的工作充满了琐碎的内耗，在日复一日的内耗之中，疲倦成为了他们日常的苦难。这种苦难源于政府赋予了基层工作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和有限的手段，它被描绘为“双重困境”（double binds）。

　　你可以说，嗯，那是他人的苦难，与我无关。但是在书中，前有理论分析和归纳，后有沉甸甸的受访者的个人陈述，面对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和大量的日常生活片段，你会发现你无处可逃。因为那是一种普遍的苦难——是无处可躲的苦难。

　　我们每个人都陷在各自的苦难之中挣扎，为了消解苦难，我们发明了“宿命”来安慰自己生活的痛苦总有方法能被抚慰，而“宿命”恰恰以一种虚幻的、充满魔力的方式遮蔽了社会真实的运行规则，我想这也是布尔迪厄想要告诉我的——

　　当社会学研究者使用“社会学技艺”透析日常苦难的社会根源时，站在“苦难”这一边的词语不是“宿命”，而是社会的”法则”。这是布尔迪厄赋予社会学的使命。

　　是什么造成了世界的苦难？从布尔迪厄的时代背景出发，他的调查写作是出于回击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因为我自己的阅读不足也就不展开了。这本书于我而言的意义是，我发觉了对于苦难关注的传统。

　　经过关联搜索后我发现，20世纪后期，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拓展中，有很大一部分就集中在“苦难”与“恶”上。除了布尔迪厄的这项研究，还有威尔金森。威尔金森在《苦难：一种社会学的引介》中将苦难定义为“经验中发生的殒亡丧失，孤独无助，以及个体性异化”，以及，苦难包括了“沮丧、焦虑、内疚、耻辱、厌倦以及悲痛”，同时提出了苦难与现代性的关联以及社会学要如何理解苦难这两个问题。

　　数年前我阅读过一系列描绘苦难的作品，当然这些作品也并不难找，早些年有《青苔不会消失》，中国劳工的调查，现在几篇引起较讨论的特稿聚焦于外卖员、快递员群体的困境描写。

　　我们书写苦难，是为了更好的解释苦难。苦难不是情绪化的感受，而是个体与社会联结的结果。是“个人与社会，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历史和结构，自由与决定论，相对历史主义和普世理性主义……”。

　　历史渊源、文化传统、时代思想、政治策略，这个社会的变动牢牢地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在社会的A角落与B角落的两个人，或许并不相识，但是必然连接。

　　苦难是我们共同的经验，共情没有远近，共情的基础就是社会的存在。

“你愿意谈谈你的伤心事吗？”

关注访谈技巧

　　对于初入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我来说，《世界的苦难》更像是一本布尔迪厄大师手把手带着自己进入田野与调研对象互动的教科书。

　　不知道大部分人是否与我有同感，我们所学的“知识”，好像是在追逐技艺的成长，如何消化大量的理论，建立理论框架，然后以此去解释世界。在概念的熔炉之中，我们的理论版图不断变得绵密细致，却在个人实践上无知自信。诚然，我们需要去传承科学的手艺，但是如果像布尔迪厄那样，将自己从学术的河流中抽离出来，耐心地进入世界，就会收获更广泛的知识。

　　布尔迪厄在1992年的《反思社会学导引》中表达自己的态度，“最糟糕的就是认识论成了社会交谈的主要谈资，成为了长篇大论（dissertation）的主题，成为经验研究的代替物……”，我们总是将理论当作装饰，却不愿意沉下心去模仿和学习，更忘了经验才是社科研究者的调查对象。

　　一年后出版的《世界的苦难》，是布尔迪厄对于这番谈话的回应。他在开篇强调了调研者与受访者之间“无暴力的沟通”，抵制把受访者“对象化”（objectification）。

　　在这句话上，我想到最近我和我的室友在从澡堂回来的路上聊起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我不太热衷成为受访者。

　　当我成为受访者时，对方按照着他既定的假设向我抛出一个个粗暴的问题。这些提问夹杂着对方对我的假定预设，这些预设隐含着某些令人不快的信息，或是对方天真又荒谬的幻想。让我开口回答提问后，对方似乎只把我当作打印信息的机器，很快又流向下一个愚蠢的问题。提问是轻率的，回答是不被期许的，对话毫无交流可言。

　　出于一个撰稿人的自觉，我当然也怀着热情阅读了那些原始的对话材料，令我颇感惊喜的是，这些对话除了保存了受访者的停顿、动作以外，也能看出布尔迪厄的交谈方式。

　　我并不知道他是否采取了某些访谈技巧，这也恰恰是我对这项工作最为好奇的部分。从文本上看，他的提问往往是直接的、关切的，很少有冗长的开场白和自我意识过度强烈的表现。他邀请了受访者进入到对话的中心位置来，递给了他们一支话筒，并且坚信对方同自己一样，对自己所处社会的位置有深刻的体验。于是，对话往往从非常朴素的话题展开：

　　女儿……她喜欢的事情……未来的职业选择……家里经济情况……最近的麻烦事……在这些话题之间，他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核心，鼓励受访者像一个演说家那样，对自己的生活、所处的社区发表看法，当他察觉受访者的情绪变化时，他总是适当的提议，“你愿意谈谈你的伤心事吗？”

　　这些言语看起来简单平常，却在访谈情景里很难做到。就我的经验而言，初学者要么容易让访谈变成一种“军备竞赛”，让对话的壁垒变得更强，获得了毫无用处的材料，要么容易无知，以至于无知成为了冒犯，让受访者不大相信你会真的理解他。而有经验的访谈人，也并不一定能兼具冷静的洞察力、推进谈话的能力、共情他人情绪的能力，并且建立一段彼此坦诚的关系。

　　最有意思的是，布尔迪厄还创造了访谈与访谈的对话。人们彼此隔离又共居一地，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他将同一物理空间的谈话录放在一个单元内，于是访谈与访谈之间能够形成一个小小的场域，不同的观点都被纳入其中，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解释。

　　在《致读者》中，布尔迪厄写道，“这里都是一些私人话题，一些在彼此信任的关系之下汇集起来的心声吐露……我们首先要尽力保护信任我们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非常注意不使他们的本意被曲解”。

　　我想到一句诗：我害怕空旷的场地，可是他搬来一把椅子。

　　这是我能想到一个愿意聆听他者的人，最温柔的动作。

　　字数：3956
　　转自：沾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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