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文学的另一面

江海鸿牛

　　起初我对政治史丝毫不感兴趣，读这本书也是与文化史中的魏晋作对照阅读的。读完却觉得即使此前我对东晋历史一无所知，也依然会被这本书的内容，被作者文字的流畅、考证的周密、论证的严谨所吸引的。

　　在此之前，我所了解的魏晋南北朝，是审美层面的，一个精神上极自由的年代，诞生了精致灿烂的文化，陶渊明的诗、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世说新语》的名士风流，南北朝的佛教造像……，在细致入微的讨论艺术之美与人物之风流时，大时代的杀戮和混乱也被无声的柔化和消解了。虽然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长达三百余年的大分裂，朝代更迭频繁，民族混战严重，然而时代的动荡混乱与复杂凶险经常只是无关紧要的背景，并未抵达我的心灵。

　　冯友兰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作《论风流》的演讲，援引《世说新语》的人物故事论述晋人之“真名士自风流”。提到《世说新语》里钟会与嵇康的故事，“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简傲》）他提到：“晋人本都是以风神气度相尚，钟会嵇康既已相见，如奇松遇见怪石，你不能希望奇松怪石会相说话。钟会见所见而去，他已竟见其所见，也就是此行不虚了。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说：钟会因嵇康不为礼，“深衔之，后因吕安事，而遂谮康焉。如果如此，钟会真是够不上风流”。钟会大概确实算不上风流，嵇康却也为他的言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有时候觉得语言真是苍白，有时又觉得是某种“巧言令色”。从审美的角度感受到的愉悦，串联起前因后果，可能是凶险的政治和权力斗争。美丽的文字总是指向美好的想象，但现实却未必如此，至少东晋名士之言行就并不少见。这本政治史帮助我了解历史的另一个非常重要而我全然不知的侧面。

　　当我读到有“江左管夷吾”之誉的东晋开国丞相王导对周伯仁“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感叹，说出 “戮力王室，克服神州”的豪言时。又怎能想到他其实“只是尽力于笼络南士，和辑侨姓，以图苟安。对于真正意在北伐之人也是处处掣肘。曾“累违朝旨，高卧东山” 的谢安，出仕的首要目的也并非为了挽救东晋于旦夕之间，而是为了维持其门户地位于不坠。田余庆先生表示“谢安老谋深算，对于谢氏门户利益，不能不是思之再三的。当谢尚等在豫州之任时，谢氏门户有靠，无陨落之虞，谢安自可矜持不出以图名位。”一旦把他们的政治家身份纳入考虑，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了。

　　在文学中，我们通过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想象其为人，历史研究却能根据无数资料的交叉验证，还原出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历史人物，不仅看他“怎么说”，还要看其“如何做”。读这本书有一种解谜的快感，通过无数的资料论证与推理出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过程，士族权臣王庾桓谢依次登场，借由文字还原了一出出尔虞我诈的权谋大戏。文言文特有的简洁是再好不过的文体，权力的争斗与家族的博弈何等惊心动魄，记录下来也不过寥寥几字，一如东晋百年在漫长的历史中的位置。权臣桓温苦心经营的一生，留在后世人的记忆中不及他“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一句感叹！

　　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后，西晋王室成员司马睿与一众士族名士南渡，偏安江左开启了与士族共治的百年门阀政治。所谓门阀政治，按照本书的定义是指“皇权与士族的共治”。是相对于中国主流的皇权政治而言的。真正的门阀政治非常短暂，仅存在于江左的东晋一朝。因南渡的宗室成员司马睿“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必须依靠士族的力量才能在江左运转政权。而南渡士族同样需要司马睿政权的保障。于是形成了“祭则皇室，政在士族”的门阀政治格局。其中士族门阀占据主动地位，“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因此“士族权臣可以更易而“主弱臣强”依旧。当琅玡王氏以后依次出现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的时候，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士族在东晋的特殊地位，是不容皇权侵犯的。司马氏的皇权也不容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废弃。”至于为什么“主弱臣强”，依然只能“共天下”，而不能“篡天下”，作者提醒我们” 这应当从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和南北民族矛盾两方面求得解释，而不能只从权臣个人忠奸求之”，。历史也曾是一个个具体的时期，每一件事的发生一定是多因的，每个历史人物也有其复杂的一面，研究历史如果仅以忠奸论，我会觉得是“简化”和“偷懒”。

　　“门阀政治，是秦汉以来专制皇权结构的一大变局。当轴士族控制皇权，操纵政柄，在一定时期内其统治居然比较稳定，朝廷政变极少出现。但从秦汉以来传统的政治体制说来，国家权力的这种变化毕竟是不正常的，不能长久维持。某些要求有所作为的皇帝，作过伸张皇权的努力，例如用近臣、用外戚、用宗室，以图抑制宗室权臣。当士族尚有力量当道掌权的时候，伸张皇权的努力总是归于失败，胜利者总是当权的士族。皇帝不能选择士族，而士族却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选择皇帝。”

　　“东晋士族门户的社会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袭意义，但在法律上毕竟与封爵世袭不同。要维持士族社会地位于不坠，要使士族门户利益得到政治保障，必须由本族的代表人物居于实力地位才行。这也就是唐长孺先生所论“计门姿”还要同“论势位”相联系。谢安未仕时名望在谢万之上，但是保障谢氏家族利益主要不是指靠谢安的名望，而是指靠谢万在豫州的势位。”

　　门阀政治虽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在东晋门阀政治下……各个强大门阀士族之间，彼此起着制约作用……而东晋政权也得以维持百年之久。南朝排斥了门阀士族，但是皇权政治的基础和格局并不能一次巩固下来，政权反而失去了稳定的因素，不断发生皇族内战和易性换代纠纷。”历史真是十分有趣啊！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门阀士族为了维持其地位，在子嗣选择上反而比较“民主”。 “东晋门阀政治重门第兼重人物。当权门户如无适当人物为代表以握权柄，其门户统治地位也就无法继续，不得不由其他门户取而代之。王导死，琅玡王氏浸衰；庾翼死，颍川庾氏几灭；桓温死，陈郡谢氏代兴。凡此种种，都是人物存亡影响士族门户地位升降之例。所以当轴士族在择定其门户的继承人时，往往是兼重人才而不专重嫡嗣，宁重长弟而不特重诸子。王导兄弟辈几乎都居重任，庾亮死而弟庾冰、庾翼相继握权，桓温死不以世子而以桓冲代领其众，谢安继诸兄弟之后始出仕而又于宗门中特重其侄谢玄。当时士族以宗族门户地位为重。从一个士族门户看来，有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每个家族的利益都有了保障。东晋门阀政治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当轴士族换了几家，但门阀政治的格局依旧。看来其原因之一，是士族重视宗族利益而不只是着眼于一个家庭，因而能够从全族中慎选人才以保障门第。东晋皇位兄终弟及较多，于此亦有较多相通之处。”虽然是从更实际的角度考虑的，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等到儒学占领统治地位时，这种现象就很难再看到了”。

　　东晋虽然重视清谈与玄学，宗教方面却也相对自由。“东晋以来，江左社会中道教和佛教同步发展。接受道教、佛教信仰的人，遍及社会各阶层，上自皇室、士族、下至平民。这个时候，佛、道彼此包容，可以并行不悖，尚未形成像在南朝那样的宗教壁垒。”“佛教与道教同步发展，在士族门户之内往往如此。东晋奉道教诸士族，并不排佛，反之亦然。”

　　“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

　　“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的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一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丧失了第一个条件，势必诱发司马氏皇权的自我膨胀；丧失了前两个条件，足以促成东晋朝廷易姓而使门阀政治变成新朝的皇权政治；连第三个政权也不存在了，江左政权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理由，门阀政治就更不用说了。”

　　东晋之后，“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不存在了，门阀士族还在，而且还颇为顽强。但是他们毕竟已经越过了权力的顶峰而就衰了。他们无法以凌驾于皇帝的赫赫权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好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特权和独特的社会地位。唯其如此，他们钻营富贵而又贱视富贵，依附王侯而又傲视王侯，才不得不矫揉造作、故作矜持”。

　　“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但不论是在北方或在南方出现的这些事情，都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历史运动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他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广阔的土地开发和精致的文化创造，是北方普遍的民族进步和宏伟的民族融合。这些才是民族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而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又要通过历史现象的纷纭变化才能完成，才能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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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红小红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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