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东晋门阀政治》随想

江海鸿牛

　　最近为了修改论文，又重新读了一遍田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有的书读太早，之后果然会后悔。记得第一次读《东晋门阀政治》还是大二的时候。那时只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看”，有一种读政治小说的感觉。因为当时自己对东晋政治史并无深入地了解，基本上是被田先生牵着走。读完后陆陆续续看到其他人的书评，只能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这一次重读，我有许多自己想说的话。

　　《东晋门阀政治》一共有八章，我最喜欢的是《论郗鉴》。大概是由于我所处的学术阶段所限，我喜欢《论郗鉴》首先是因为它的论证是各章中最为严密的。读过《东晋门阀政治》的人大概都会有这种感觉——政治事件发展显得环环相扣。这是田先生充分利用《通鉴》排比时间线的结果。时间的先后关系是一种天然的因果逻辑，当政治事件已经按时间顺序排好后，因果关系也就相对固定了。不过，受限于史料，《东晋门阀政治》中时间线排比有疏有密。疏者如《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只能精确到年，这样重新解释的空间就会很大；但密者如《论郗鉴》可以精确到月份甚至是日期，这样就会极有说服力。

　　例如郗鉴与明帝密谋讨伐王敦一事。郗鉴在朝廷与流民帅之间斡旋的过程，史书无载。但《通鉴》将《明帝纪》《苏峻传》《刘遐传》《郗鉴传》的记载加以综合，排比出了时间先后：太宁二年六月丁卯，朝廷以郗鉴为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郗鉴固辞卫将军军号，请诏征苏峻、刘遐；刘遐、苏峻迅速入援；朝廷于苏峻、刘遐之外，还诏征陶瞻等人。田先生在时间的先后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此种时间顺序背后的政治意义：

　　“郗鉴与明帝密谋讨伐王敦，在太宁元年（323）八月间。翌年七月，王敦所遣王含、钱凤之兵临建康，越十五日即有苏峻、刘遐等流民帅之兵迅速援助建康，扭转了局势，乱事悉平。由苏峻受诏入援而‘迟回不进’，到苏峻等火速进卫建康，转变如此之大，我认为必有郗鉴（可能还有桓彝）折冲于朝廷与流民帅之间的作用。”

　　由于是，除非通过考证推翻原来的时间线，或者证明期间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否则田先生的分析就很难动摇。之后的东晋政治史研究大多很难超脱出田先生的论述，大概就是因为对于史料稀缺的东晋史来说，推翻精确到日期的时间线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我喜欢《论郗鉴》也还有一些私人感情的原因。《东晋门阀政治》讲的是一个关于“权力平衡”的故事。在东晋初年历史舞台上翻云覆雨的士族当中，我认为真正有心促成“权力平衡”的人只有郗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中，一方谋思压倒另一方是常态，东晋前期如王导、庾亮者皆未能免；而像郗鉴这样手握重兵强权却保持谦退之节，主动为政治平衡留出余地，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有很多人都更加喜欢首章《释“王与马共天下”》。因为这一章交代了东晋皇权不振和士族专权的起因，树立了全书的框架。所谓的“东晋门阀政治”，就是王与马、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交替变化过程。但是东晋一朝的“权力平衡”不仅存在于皇权与士族之间，更存在于士族内部之中。郗鉴是维系东晋初年士族内部权力平衡的关键人物。他掌握京口的流民军团，周旋于陶侃、庾亮和王导三方之间，阻止他们的政治矛盾扩大为军事冲突。居扬州的建康中央朝廷能在军事形势方面与上游荆州地方方镇保持均势，正是借重于郗鉴经营的京口重镇。田先生在余论中说：“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是士族专兵和皇权不振。士族专兵而又不允许一族独占兵权，皇权不振而又不允许任何其他士族取代司马氏的地位，这就需要一些人物的调处经营。”琅琊王氏之后的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其实他们都是在平衡权力的调处经营过程中登上当权士族之位。因此找到了郗鉴，才真正找到了打开东晋政治史大门的钥匙。

　　读《东晋门阀政治》过程中，我感到最不满意的可能是《桓温的先世与桓温北伐》。这一章所讨论的内容中，北伐问题及意义实际上在《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一章中已经得到了充分地揭示，对桓温北伐的分析并没有超出对庾氏北伐的解释。而关于桓温先世推测的论证，也有可见的瑕疵。

　　田先生注意到谯郡桓氏的家族谱系紊乱，这在重视家世的魏晋时代是一个极为反常的现象。谯郡桓氏家族谱系问题主要出在缺名的第六世，因而田先生推测“曹魏嘉平元年（249）预于曹爽之狱而被诛夷的桓范，就是谯郡龙亢桓氏第六世的主要人物，是桓彝的曾祖或曾祖的兄弟。”在论证的开始，田先生注意到了两种不同的可能：桓范既可能是桓温之父桓彝的曾祖，也有可能是桓彝曾祖的兄弟。可是，在后文的论证过程当中，田先生实际上却只采了第一种可能性，径以桓范为桓彝之曾祖。

　　田先生在只采第一种可能性时，对一个问题没有深究，那就是魏晋时代大逆族诛的诛连范围。桓范预于曹爽之狱，身被大逆之罪，当族诛之刑，《晋书·宣帝纪》云：“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毌丘俭时代才因何曾之奏，族诛不再诛及嫁出去的女儿。魏晋时代族诛的诛杀范围一般是一门之内，主要是父母兄弟妻子，《晋书·刑法志》云：“去八年，奴听教加诬周龙烧草，廷尉遂奏族龙，一门八口并命”。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兄弟如果已经分家別籍，那么兄弟的子孙可以不问。嘉平六年，中书令李丰与夏侯玄等人共谋除司马师，败露之后皆夷三族，李丰之弟李翼应当从坐，但其子却可免死，《三国志》卷九裴注引《世语》云：

　　“翼后妻，散骑常侍荀廙姊，谓翼曰：‘中书事发，可及书未至赴吴，何为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谁？’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与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儿小，吾不去。今但从坐，身死，二儿必免。’果如翼言。”

　　因此，虽然理论上桓范的子孙有潜逃的可能，但从法律正常执行的结果来看，更有可能是桓范的子孙已经全部被杀，留存于后且还继续出仕晋朝的，只能是桓范兄弟的子孙。

　　如果真如原先的推测，桓彝之父桓颢是桓范之孙，他是从桓范族诛之狱中潜逃而出，相当于是逃犯，而大逆罪一般不在常赦之限，那么桓颢应该没有恢复正常身份的合法途径。但桓颢事实上却继续出仕晋朝，曾居公府掾和郎中，这也是一件概率很小的事情。田先生大概自觉可疑，便试图引嵇康死后嵇绍仍然出仕西晋的例子来加强说服力。但是嵇康被诛是因为“言论放荡，非毁典谟”，与谋反大逆罪相比，轻重不可同日而语。嵇康被诛虽然会对嵇绍的仕宦有潜在的影响，却不会改变嵇绍合法的身份。

　　我认为，桓温出于谯郡桓氏，桓范是他同族先世，这一点应无疑义；但极有可能桓楷和桓范是兄弟关系，桓范并非桓温的直接先祖。桓楷字正则，桓范字元则，桓楷不讳桓范之字，田先生以为是“魏时不讳父字”之例证，但请教《史讳举例》的校订者刘乃和先生，刘先生却认为“桓范、桓楷名意相近，元则、正则字亦相排，二人似有兄弟之嫌”。刘先生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田先生认为“桓范即桓典之子。典死于建安六年，桓范仕于建安末，范入仕时最晚亦当及冠之年，以范为典子，年代无扞格之处。”但是，桓范之父桓典卒于建安六年（201），桓范本人于建安末出仕，建安年号共有二十五年，既然言“末”至少应该不早于建安十七年（212）。如果只考虑桓典的卒年，看起来桓范是有可能是桓典之子。但如考虑桓典的生年，情况就不一样了。桓典起家为郎后不久，正好遇上司隶校尉阳球奏劾王甫王吉父子之事，事在光和二年（179）。即便桓典出仕较早，他应该也是公元159-161年出生的人，建安六年时至少也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人了。桓范建安末年才刚刚出仕，桓典跟桓范之间很可能隔了一代人。

　　田先生在此部分最末说道：“考镜桓温先世，能够钩稽的历史资料虽然有一些，但直接证据迄未求得。所以结论中有推演成分，不敢自信确凿。尤其是桓范、桓楷究竟是何种亲属关系；桓温一系究竟是直接出于桓范，还是出于桓范的兄弟，这些问题至今不能落实。前面所附的《龙亢桓氏世系表》，于桓范之父、之子，也只敢以虚线相连。”田先生其实自己也意识到桓范与桓典、桓楷等人的关系不能落实，因为史料中有很多难以排除的反证。面对这样高难度的问题，保持多样的可能性也许比得出一个结论更为重要。

　　东晋门阀政治的诸多矛盾，论其表面是皇权与门阀士族之争、荆扬之争、门阀士族与流民帅及次等士族之争等等。但论其核心，无非是三点：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新旧政治势力的矛盾。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问题。因此，《东晋门阀政治》应该永远都不会缺少读者。田先生对于权力结构的变动、政治力量的强弱变化和何种势力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敏感，分析丝丝入扣，这应该是田先生的人生经验和政治认识已经与东晋历史产生视域融合的结果。但是读罢《东晋门阀政治》还是不禁令人想要发问：这就是问题答案的全部吗？

　　胡宝国曾说：“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我非常同意他的见解。东晋社会自身的发展对政治体系有着内在的影响。西晋末年天下大乱，还能保存实力、带头恢复社会生存和秩序的只有魏晋时代已经崛起的规模较大的家族才能做到，但东晋维持了近百年的和平，江左社会孕育发展了很多新的家族，他们构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并要求分享权力。刘宋皇权的兴起，和新兴的社会阶层有着密切的关联。虽然田先生也注意到了社会对东晋政治的影响，但如何从社会的角度，尤其是从家族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东晋政治，我觉得仍是一个未尽的话题。

　　我想，未来的东晋史研究一定不会止步于《东晋门阀政治》，会有人从新的角度重新构建东晋史的认识框架。《东晋门阀政治》成为后来者进一步探讨东晋史的垫脚石，这应该也是田先生所希望看到的吧。

　　字数：3456
　　转自：汝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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