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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的红票》 具体的人推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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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8-16 18: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康熙的红票》这本书我感觉在写法上和罗新写的《漫长的余生》很像。

  前者从一件拍品“红票”开始,一点点抽丝拨茧,解开了康熙、传教士、东西方文化在18世纪的迷雾。

  后者从一份墓志铭开始,把北魏一个特殊身份的宫女及其时代的种种细节向读者娓娓道来。

  因为读过《漫长的余生》,所以我对“红票”也有一种期待。

  作者首先阐明的清朝一种独特的人际关系——主奴。这表明康熙时期,传教士相关事宜之所以很多未在朝廷六部记录,是因为康熙通过主奴关系,将传教士的管理纳入到管理皇帝家庭内部事宜的内务府中。‍

  这让康熙在与外国传教士的管理和交流上,自由度更大。但正因几拨来华“访问”的传教士,是通过内务府直接接待,而不是通过礼部明发诏令,未能天下皆知。很多关键信息,在之前的研究中为被发现,造成诸多误读和牵强附会。

  在众多误读和牵强附会中,就是康熙后期要求传教士领取“身份证件”,被当作限制天主教传播,开始约束、甚至禁止文化交流的事件。而事实上,这些由内务府发放的身份证明,让传教士在地方通行更有特权。因为盖有内务府章印的证明文件,说明传教士是皇帝的近人。

  康熙自小与传教士接触,对西方科学的发展兴趣之深一直延伸至中年。甚至在亲征葛尔丹的御帐内还与皇子询问西方是否有对求多次方程根的新解法,以及代数到底有什么新意义这样的问题。

  要知道彼时代数方法在欧洲也是刚刚出现,数学家们还没有明确这种代数技术能够在哪些问题上发挥作用。

  天主教在当时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遇到一些与中国传统礼仪冲突的问题。而教皇下达中国传教士的指示是,禁止中国信众有诸如祭祖、祭孔的行为。而在这件事上,康熙派出的钦差还未带回沟通消息,十几年后仅得到教皇给传教士一再下达禁止中国礼仪的命令。

  这导致康熙下决心,通过广州往来欧洲的商船,将这篇文章提到的”红票“发往欧洲,向教皇讨要说法。

  红票的原文如下:

  武英殿等处监修书官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字寄与自西洋来的众人。我等谨遵旨于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所以难辨真假。又有乱来之信,因此与鄂罗斯的人又带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人回时,事情都明白之后,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无真凭据,虽有什么书信,总信不得。因此,唯恐书信不通,写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康熙在红票上,避而不谈礼仪之争,只向欧洲人表达我派出去的人至今未归,你们要给我个说法。通读《红票》这本书能知道,这是康熙的高超谈判技术的体现。因为有一个康熙派出的,解释中国礼仪行为与天主教信仰可以相容的传教士被教皇扣留在欧洲。而扣留别国使者这种事情,被“文明国度”的人广泛知道之后,面子上也是挂不住的。

  后面的事情,诸君有空可以去读读原文。总之,康熙很好地通过谈判让天主教接受了他们的底线,也结束了礼仪之争。

  本书解决的另一个谜团是,为什么雍正一登基就急于全面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将传教士们赶出了内务府。

  在雍正登基之前,传教士们找到了天主教在中国顺利传播的关键——培养与清朝权力核心的关系。这就让传教士们在康熙朝时重点在结交太子、三皇子、八皇子、十三皇子等人上。对当时的皇四子并为重视。

  而皇四子府邸(现雍和宫)与当时的京城的寺院很近,也时常与高僧交流。并且雍正在即位以前就在禅修上“破三关”,并得到雍正指点的僧人有十几人也各自悟道。可见雍正自己对宗教的理解是很深的。

  雍正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水平有身份评价天主教,并且雍正对传教士们说过他对天主教的评价(经由传教士翻译)

  你们批评其他宗教教派。难道是一些宗教好,一些不好?事实并非如此,所有宗教到最后都是殊途同归的,都在某方面是好的。但从众多宗教论说来看,文人们〔指儒家〕还有你们这些天主教传教士以及其他一些人,很少有真正把自己宗教教义搞明白的。你们得先把自己的本心弄明白了,才能真正理解你们自己的教义。

  至于雍正一登基就匆忙禁教的原因,也与前面传教士结交权贵的传教方式有关。雍正夺位成功,其他皇子也有不服,而一些传教士并没有充分意识到需要与和皇帝不对付的皇亲保持距离,甚至伙同造反的嫌疑。这对于雍正登基之后急需稳固自身皇权和局势的需要而言就是挡车之螳臂。

  通过《红票》这本书的分析,作者的观点是,在这一段传教士与康熙、雍正两朝的历史中,康熙和雍正二人的个性选择影响极大。至于因为排斥传教士,而导致18世纪欧洲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未能传播到中国,并对历史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的结果也是当时人未能料想到的。

  如今的人们不应将很多问题简单理解为中西文化的冲突,这确实也解释不了在雍正之后的乾隆朝,传教士又恢复了御前行走这样的特权。

  作者还强调,我们看待历史,需要尽可能站在当时人的视角下去判断人的行为的理性,而不能够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诸般结果和成见去套在历史的本来面目上。‍

  这些观点我都非常认同,也是我喜欢读历史著作的原因。

  字数:1831
  转自:维特花斯坦
  原网址: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644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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