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从康熙和传教士兴衰看历史的偶然性

江海鸿牛

　　在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份名为《康熙帝寄西洋众人谕》的拍卖品。它是印刷品而非康熙亲笔谕旨，按理说价值不大，却在拍卖前被拍卖行估价70万-80万。

　　1716年，这份谕旨由康熙的内务府以公开信形式印刷出来，命广东官员发放给欧洲来的商船，让他们带回欧洲。因印刷出来呈朱红色，历史上称为“红票”（Red Manifesto），其内容用汉文、满文和拉丁文印出，均是康熙在向欧洲陈述一个事实，说自己在1706年和1708年派了两组人到西洋去，都没音信。

　　康熙印刷红票的缘由大致如下：1715年3月19日，罗马的天主教教皇重申了1704年他签署的关于禁止天主教徒参与中国礼仪活动的谕令，希望能够平息内部相关争论。1716年8月，一位英国船长在来华贸易时，将重申的决定全文带到了中国，被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翻译了出来。

　　康熙看过译文后很气愤，认为他已经等了十年，派出去的人都没回来，所以不愿接受这样一份随便的决定。于是他决定主动出击，昭告天下，“红票”由此而来。因此，它其实是一封“康熙发给欧洲的公开信”，也是一封寻人启事。康熙希望公开告知，是因为他此前被牵涉进了天主教内部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而他想寻找的使者，是四位来自欧洲的耶稣会神父。

　　康熙为何被卷入争论？又怎么让来华欧洲人做起了自己的使者？是本书有趣的看点。

　　过往的历史研究对红票的存在和来历知之甚少，随着时间推移它才慢慢被后人发现和考古。《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就以红票为独特的切入点，展开了耶稣会传教士自明末入华至康熙朝的相关历史研究，具体脉络涵盖：明末初代入华传教士如何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进入清朝廷、融入满族权贵、并在努尔哈赤、皇太极和顺治之后尤其取得康熙的青睐和恩宠。

　　此外，本书作者还论述了为何在康熙朝发展顺利的传教事业会被雍正禁止。这番探讨也引出了作者对于某些历史研究思维的质疑。研究历史无非两种视角，一是从当时的亲历者来看，二是从后人的角度来看。作者认为很多研究都过于侧重第二个视角，太想要找到所谓的宏观“历史规律”而无视当时当景当人。然而，若一味开启上帝视角，会脱离具体情境，阻碍对鲜活个体的关注和代入，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失偏颇。

　　因此，《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一书的亮点和学术贡献，不仅在于主题耳目一新，挖掘史料和论述周全，更在于其拒绝历史规律，努力回到历史人物本身去揣摩境遇和心理，得出的结论倾向于“历史发展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

　　英国史学家E.H.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交互的过程。”每一段历史只发生在当下，回到那个当下是本书的核心目标，因此更加呈现出历史走向充满了难以预料的有趣，比如康熙如此厚爱传教士们，与初代传教士曾经幸运地进入了满族的“包衣奴才”体系有关，也与康熙在幼年就开始接触传教士有关。这一切渊源塑造了康熙兼容并包的风格，他对西学抱有强烈兴趣，加上传教士人才济济，康熙需要他们引入和解答一系列知识和技术。

　　而为何雍正又忽然禁了天主教在华传播？作者认为这和以往流行的“文化冲突”理论根本没啥关系，仅仅是雍正个人喜好罢了。毕竟，在中华这片土地上，改朝换代是历史常态，文化互通互融早已打造出较强的包容性（包括对外来文化，作者举证说明），倒是君主的个人好恶更能决定天主教生死。

　　也是在这个关头，在欧洲18世纪科学大突破之际，中国便也与之无缘了。

　　字数：1191
　　转自：高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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