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皇帝的小众爱好

江海鸿牛

　　略显生冷的书名，清朝皇帝与传教士关系的小众主题，很难想象这样一本书能成为2024年历史书的爆款。《康熙的红票》的阅读感极为流畅，一气呵成，作者孙立天基于扎实的史料梳理出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调整内容、文风和结构，让本书像是一本高度学术性的“康熙秘史”。

　　清朝初期皇室和传教士的关系在传统史学界已有定论，一般都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框架下处理，而面对清朝中后期的“闭关锁国”和西升东降大格局，传教士的命运也被解读为东方文化的封闭保守阻断了中西文化交流，使得中国错过了西方科技蓬勃发展的早期阶段，逐步走向落后。

　　但本书并不想以大而化之的视角解读这段历史，作者尝试用新的视角给这段历史“翻案”。

　　本书提出的最重要的核心观念是，传教士不是来自化外的客人，也不同于一般的朝臣，他们被康熙当做自己家里的“奴才”。

　　清朝不同于以往帝国的一大区别是，除了群臣名分以外，还有一个主奴名分。游牧民族的满人把战争中掠夺到的一切都当做私人的战利品，俘虏属于自己的“奴才”，主奴关系没有特殊情况都将持续一生且代代相传。奴才分为两类，一类是干杂务的“下人型”奴才，一类是靠源流派系维持联系的“派系型”奴才，在历史上知名的奴才大都是第二类，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他所任的“江宁织造”就是内务府设在南京的机构，而内务府就是清朝专门打理皇室事务、管理包衣奴才的机构。

　　1706年，康熙决定要全面管理在华传教士，要求传教士必须到他那里注册登记，申请领取印票。管理僧侣的度牒制度从南北朝就开始了，康熙的突破性操作在于让自己的内务府来管理发放印票，而不是把管理传教士的事交给管理僧侣的礼部，这样做相当于公开认定了传教士在内务府的地位。

　　利类思、安文思是清朝早期的重要传教士，他们修建了如今位于王府井的“东堂”，他们的经历可以更直观地理解传教士与皇帝的关系。佟式是早期投奔满人的汉人家族代表，和清朝皇室关系深厚，成立、组织和掌管了汉八旗，汉八旗重点是负责“红衣大炮”这类重型装备，当时的红衣大炮制作只能依靠洋人，他们和传教士的关系自然就逐渐密切。利类思和安文思曾被张献忠俘获，满人入关后被掳至皇太极长子豪格帐下，作为“战利品”成为奴才，多尔衮摄政时期豪格因政治斗争被冤杀，二人转而被佟式家族收留为“包衣奴才”，康熙的生母就来自佟氏。康熙自幼就和传教士有接触，按照本书作者说法，正是因为在成长期有了接触，才让康熙对西学有浓厚的兴趣，并把传教士作为吸收西学的主要渠道。

　　满人传统中的主奴关系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世袭制。传教士没有子嗣，后来的传教士在继承前面传教士的教堂教产的同时，也继承了主奴关系。利类思、安文思和明清之际留在京城的汤若望、南怀仁成为康熙朝第一代传教士代表人物，他们的关系也延续到了以张诚、徐日升等为主的第二代传教士，加上明中后期的利玛窦，在朝代更迭的动荡年代，西方传教士却获得了一百多年的“黄金时代”。

　　相比于几十万之众的和尚尼姑，传教士高峰时期也不过一百多人，“传教”在康熙眼里其实并不放在眼里，掀不起什么大风浪，康熙更看重这些洋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本事，而且因为语言优势，他们还能作为中外沟通的中介。这批传教士确实做出了不少贡献，在制造大炮、天文观测、甚至中俄边界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异常精彩，可以说没有传教士就不会有中俄谈判的成功。

　　既然自己的奴才给自己脸上增光，康熙自然也厚待他们。除了日常的嘘寒问暖、便宜行事，康熙还卷入了本属于天主教内部的“礼仪之争”。天主教内部关于是否承认中国传统的祭祖祭孔仪式存在巨大争议，在中国深耕多年的传教士们属于支持一派，罗马教廷内部还有更多反对的派别，为解决此事罗马教皇派使节来访，康熙被身边的传教士拉进了这场旋涡中，他要为自己人说话：

　　“我们就是养一条小狗，也不允许别人欺负。更何况是这些我小时候就在我周围，跟了我四十五年，我信任的人。”

　　这段话就是康熙与传教士关系之微妙的直接证明。

　　为了尽快平息争端，康熙先后派遣两批传教士作为钦差出使罗马，因为一直没有等到回复消息，康熙于1716年以内务府的名义发了“红票”，通过其他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转达欧洲，这就是著名的“红票”的来历。

　　了解了康熙和传教士的关系，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清朝官方文献如《清实录》与《起居注》，没有记载皇帝与传教士的互动，也没有记录教皇使团到访，对《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也不甚了了，因为这些都是康熙的“家事”，不需要官方介入，史官也就无从写起。对传教士的特殊安排也再次证明了康熙的长袖善舞，只要结果是有利的，他不在乎用什么方法。

　　在康熙去世前五六年，三皇子跟他报告说有一个新来的传教士，据称在欧洲是位数学教授，康熙便交代三皇子去问一问这位新来的传教士，到底欧洲有没有找到新的方法来求解平方根和立方根。康熙询问代数问题，对于一般读者大概是非常惊讶的画面。如果康熙再活几十年，或者雍正乾隆完全继承康熙对西方的兴趣，中国历史会不会改变，已经留下很多遐想空间。可惜的是，雍正的登基出乎大多数人意料之外，传教士与这个多年敬奉佛教的皇子没有建立特殊的关系，即位后一年，雍正以福建巡抚参劾天主教为借口，宣布全面禁止传教。

　　一朝天子一朝臣。

　　“西学没能继续传播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不是传统士人不接受西学的问题。毕竟从万历年间算起，中西互通在明清之际切切实实地走过了一百年。”

　　由此，本书提出另一个观念：拒绝宏大历史，强调个人命运。

　　在历史中总结规律的想法源自于18一19世纪的西方史家和哲学家，他们受到西方科学革命的影响，希望像研究自然界的物理现象一样，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寻找历史规律主导了现当代历史研究，同时也支配了现当代的历史书写。这一影响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史家热衷于讲抽象的“大”历史，而忽视了历史中的个人和那些有血有肉的细节，以及个体生命轨迹中展现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就是华语世界的一流史家如陈寅恪，他那部拒绝历史规律、深挖历史细节的《柳如是别传》，在出版半个世纪后，依然不被重视，甚至有评论为陈寅格惋惜，认为这部书浪费了他晚年的时间和心血。但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历史并不抽象，它就是由一个一个鲜活的个体共同演绎出来的，那么我们就应该重视历史中的个人，以及接受个人命运及其带有的偶然性和不可测部分都可能会影响到历史。

　　康熙的实用主义客观上促进了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但也因为囿于“家事”，没有上升为有制度保障的主流政治思想和国家文化战略，他的一切政策都随着个体生命的消逝而人亡政息。既然西方思想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什么影响力没有超出皇宫，甚至在官方记录中都没有留下重要印记，这是否确实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中某种宏观性、整体性、规律性的区隔？

　　字数：2455
　　转自：大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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