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江湖之远与庙堂之高

江海鸿牛

　　过往我读过的史书，或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或是高屋建瓴的强大叙事。我们看了太多王侯将相的挥斥方遒、宫廷权贵的勾心斗角，但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关心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状态；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全部高度概括在“民不聊生”或“安居乐业”里了。当时明月曾在《明朝那些事儿》里说过，没有哪个王朝能万寿无疆，永恒存在的是路上踽踽前行的老者，田间辛勤劳作的耕农，舍内操持机杼的妇人，案前俯首苦读的学子，伛偻提携，生生不息（大意如此，原话记不清了）。而历史演化更迭的见证者也正是他们。所以，只有看到最底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通晓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因此，继《万历十五年》的大历史观之后，我又从另一角度认识历史，见微知著，睹始知终。中国人自古就有笔头记事的习惯，记录实况、留存史实，大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小到地方的县志、村志、各类案件的官修实录等。然史料卷帙浩繁、晦涩难懂，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可读性较低，趣味性也稍逊。本书作者能广泛收集研读各类史料，将故纸堆中冰冷的记载以生动的语言述诸读者，使不为人知的案件、默默消失于历史长河中小人物在百余年后能够被众人关注，也实乃功德一件。

　　关于本书，我谈几点感受。

　　执政者维稳的执政态度贯穿全书始终。为了强化皇权，皇帝在百官间大搞制衡之术（参见《明朝那些事儿》第一册）；以首辅申时行为代表的高层官僚将“和稀泥”的艺术玩得游刃有余，以上下一团和气为标准，皆大欢喜（参见《万历十五年》第二章）；具体到基层，更是如此，这一点在全书几个案件中都有体现。

　　在办案的过程中，人治始终凌驾于法治之上。如丝绢案，很简单的一件事拖沓了近十年之久，牵扯到县、府、省、直隶，乃至首辅张居正。最后第五版终极解决方案，既没有参考黄册，也没有参照大明会典，而是采取了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共免两全法”，对此当时的执政者还颇为得意。官员最怕混乱，一旦发现混乱开始趋于失控，他们就会下意识去弥缝、抹平，把事情尽快了结，哪怕有些许不公正也无所谓。而深谙官场的人，会利用官员们的这种心理，故意把水搅浑，以争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杨干院案就是这么来的。

　　面对令历代统治者头疼的流民问题，朱元璋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精明理性、成熟稳重的执政手段，那耗时十余年终于成型的大明户籍管理制度，使得天下透明，统治稳定。其实，这种行之有效的人口普查方法和统计形式，到如今也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毕竟统计人口、家庭结构、人群分布等对于高层行政规划、资源分配等都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可惜，当年大明王朝没有将这一手精准的大数据用到上述方面。那时候强调的是“收税有据，束民有方”，依据黄册——大明户籍数据库——征收赋税，强化徭役管理，同时以职业定户籍类别，世袭罔替，世代不可转行。这就相当于用一道道无形的纵横铁索，将百姓死死钉在土地上，动弹不得；他们源源不断为朝廷输血，完全牺牲掉社会活力和个人自由，更不必说资本主义的萌芽了，早早扼杀在胚胎阶段了。不过，黄册制度终归过于理想化，有悖人性和社会发展规律，而朝廷也根本没有打算以人为本，只是将民众看作征税对象和潜在的敌对势力来防范，同时丝毫不顾自己爪牙（负责经营后湖黄册库的监生）的死活，故明朝初年尚可按部就班，而后的二百多年里，关于黄册的对抗，那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对此政府并非没有察觉，但却没有采取彻底的解决方式，只是一味地压制。好比崇伯鲧治水，只堵不疏，必成大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治民如治水，大抵如是。到后来，漏洞太多，犹如万蚁噬心，遍体溃烂，执政者连堵都懒得堵了。【详见后湖黄册案】

　　为政者不止防民，也防官。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有“皇权不下县”的论述，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为了防止官员在地方拉帮结派、做实做大，知府知县等都是流官，干几年就会调走；下面具体的执行机构叫“三班六房”，这些职位由当地胥吏世代把持。故有“流水的官，世守的吏”之说。身为土著的小吏熟知基层、自成体系，便与朝廷派来的官员形成制衡。防或许是防住了，但这种制衡之术下的办事效率，也可想而知。对于流官来说，下基层多是为了刷经历，吓阻压制住就行了，只要不在我任期内出事就万事大吉了。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纵向看，流官制度使得一方政策没有连续性。以婺源龙脉案为例，随着知县位置的人事变动，当地保龙政策也一再更迭，遇事多采取拖字诀，能拖则拖，一旦大刀阔斧必然会触及一方利益。只要百姓不闹事就好办，安安稳稳刷个资历了事。方方面面都在尽力求稳，维持一种虚假的繁荣。就连对民风评价的标准，也是看当地百姓是否老老实实。所谓“刁民”，指的不是街头混混、泼皮无赖，而是爱打官司的普通百姓。“涉诉事少”便是民风淳朴，“动辄兴讼”那就是民风彪悍。本书中多个案件来自徽州府，徽州人早就被扣上了“健讼”的帽子了。

　　横向看，不同机构之间的牵制和踢皮球也成为地方政府行政过程中的一大漏洞。以杨干院案为例，逃户法椿本是休宁县在逃流民，县衙将其缉拿归案服徭役天经地义，但法椿一通操作得了度牒进了寺庙，地方政府便对其无可奈何了。因为寺庙属条管机构，地方县府属块管机构，是两条线，所以知县无权抓寺庙僧侣，也是十分无语。而杨干院案本身也颇令人啼笑皆非——杨干院这寺庙本来就是为了守护罗家祖坟而兴建的，后来罗家竟被杨干院先告一状，称祖上孤坟是伪造的，霸占了寺庙的土地。这板上钉钉的铁案在法椿的各路暗箱操作下，流转于各上级或异地同级机构，甚至送到了嘉靖皇帝案上。反复翻案不说，可怜罗家祖坟还为此被刨了好几次，实在让人感慨办案流程之弊，行贿受贿之猖。

　　皇权防官吏，官吏防百姓，层层压制防范，时刻斡旋于阶级斗争的纲领之中，至于什么“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现代化论述，当初哪有那种闲工夫！

　　维稳的态度还体现在所谓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上。朱元璋固然厉害，但他未免管得也太多太细太久了些，为子孙万代都规划好了，他们照做就可以。可政策一旦成型，不论世道如何变化，继任者及各级官吏只会机械性地按部就班，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也懒得改变。——像极了被大包大揽的父母亲惯坏了的妈宝……

　　另外，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猛于虎，体制臃肿而繁杂，造就了大片舞弊空间，中间商大赚差价，层层盘剥、链式贪腐，底层民众不堪重负，朝廷到手的税赋却越发缩减，反而盘踞中间的利益集团，吸血吸得肿胀，形成一个个梗阻。当梗阻遍及全身时，大明这个巨人，也就差不多该行将就木了。

　　世事流年，总有有心人用心记载这些民间琐事，或许当时看似毫无意义，但置身后世，其价值也终得彰显，那些江湖之远的基层往事，也终得流传至今。

　　小人物左右不了世事，抗拒不了洪流，但这些点滴水露、涓涓细流的遭遇，反映了一个王朝的兴衰变幻，一个个普通人的生平，蕴藏着最真切的规律。

　　字数：2448
　　转自：梦兮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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