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发明一种新的呼吸——《呼吸秋千》

书呆熊

　　1953年，赫塔米勒生于一个巴纳特施瓦本天主教农民家庭，母语是德语。巴纳特施瓦本是一个德裔少数民族，1920年以前，赫塔米勒所出生的村庄都隶属于匈牙利。她的祖父曾经是富商，父亲是二战期间的纳粹党卫军，战后在罗马尼亚开卡车维生。赫塔米勒的母亲于1945-1950年被流放至苏联劳动营，她的名字“Herta”来源于母亲饿死在劳动营里的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她在高中学习了罗马尼亚语，大学学习罗马尼亚文学和日耳曼研究。毕业后，赫塔·米勒在一家工厂从事翻译，因不愿配合秘密警察举报同事而被解雇，后来又当过幼儿园老师、德语家庭教师。1982年，米勒的出道作、短篇小说集《低地》在罗马尼亚出版，以孩子视角讲述她生长的巴纳特村庄，该书受到罗马尼亚当局的审查和删减。1984年，《低地》未删减版在德国出版；1987年，米勒离开罗马尼亚，前往柏林定居。“我在独裁统治下的罗马尼亚生活了三十年，”[1]赫塔·米勒写道，“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我受伤最深的地方，否则我不需要写作。”[2]

　　赫塔米勒是那种适合由实读入虚的作家，也就是说，先读她的散文和随笔集（《国王鞠躬，国王杀人》《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等），再读她的小说（《心兽》《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呼吸秋千》等），阅读过程会比较愉快。《呼吸秋千》讲述“我”——雷奥帕德奥伯克——在劳动营的具体生活经历。米勒喜欢用第一人称写作。如果从她的虚构作品开始读，容易疑惑她笔下的“我”是谁。她笔下的“我”常有一种模糊感。以《呼吸秋千》为例，主角在全书约1/7处现身，在此之前，我边读边怀疑“我”的圆形是不是米勒本人，是不是她早逝的朋友、是不是她在劳改营待了五年的母亲、抑或是“杂取种种人，合为一个”。在米勒的作品中，痛苦首先是以体裁（而不是语言或细节）表达出来。主角的一切身份、职业、性别、年龄等都不重要，都在叙述中被模糊，以便最重要的部分高亮凸显出来——恶劣社会环境下人的痛苦。诗化的、意识流的、支离破碎的语言也帮忙传递这份痛苦。我经常觉得，使用这种讲述方式是作者无意识的“霸凌”：因为我太痛苦了，所以只能这样讲。因为我太痛苦了，所以读者要在接受过程中共担这份痛苦。人类情感的共鸣腔体是在这种痛苦的震颤中一点点撑开的。

　　然而痛苦不代表失控。语言的力量能在极端境地保护人的尊严。赫塔米勒是那种隐藏身份是诗人的小说家（类似的作者还有：艾米莉·勃朗特、博尔赫斯、王小波……）她使用冷静的、颠覆性的感官描述，像使用一把短剑。“水泥和饥饿天使是同谋犯”[3]这是一种诗人视角，理直气壮、自然而然、天经地义：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它表现为系动词：A是B。一个诗人说：我心灵的眼睛看到A就是B，不用解释。白发就是三千丈，亚洲铜就是唯一一块埋人的地方，神州就是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它表现为实义动词：“饥饿撕开了我们的毛孔，爬了进去。”[4]如果我们的灵魂有毛孔，那么饥饿的时候确实会感到它们逐个被撕开，这既非幻觉，非思考的结果，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真实感受，是敏感叠加语言技能的结果（如果叠加绘画、音乐、木工等其他技能，会出来其他艺术品）。从整体来看，这种诗人视角表现为一种轻微的错移，好像不同诗人有独创的不同滤镜。比如洛尔迦牌高饱和度、带光影和海盐味的滤镜：“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远方的海上，马在山中。”（《梦游人谣》，王家新译）博尔赫斯牌轻盈的、抽象线条滤镜：“道路不止一条，每一件事物同时又是无数事物。你是上帝展示在我失明的眼睛前的音乐、天穹、宫殿、江河、天使、深沉的玫瑰，隐秘而没有穷期。”（《永久的玫瑰》，王永年译）事实上“轻微的错移”这个词正是出自博尔赫斯，他的原话是“现实生活喜欢对称和轻微的时间错移”（《南方》）不是现实生活喜欢，是他喜欢。隐藏身份是诗人的小说家们会有意无意地用小说实验自己的独门滤镜。仔细读那些词句和结构，能听到调整光圈和快门的细微咔哒声。

　　诗人小说家还喜欢发明新词组，或者说创造意象。“呼吸秋千”书名就是一个例证。另一个赫塔·米勒笔下有意思的词组是“饥饿天使”。这个词组细想来有点悲凉的好笑，有点黑色幽默。人和一种痛苦相处得久了，这种痛苦就会变成你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伙伴、在熟悉中会萌生出扭曲到崇高的情谊，心理学家或许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但诗人慎用jargon，米勒只用两个词：饥饿+天使。不同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米勒还说“饥饿啃食火苗”“饥饿吞噬炊烟”“饥饿像狗一样蹲在汤盘前”“饥饿是一个物”“饥饿不是物件”……用语言之网捕捉不可名状的感受，这个缠斗的过程凝聚了一个人的主动性（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医学名词审判），进而成全了她/他的尊严。米勒的语言是透气的。在她接二连三抛出的新奇词组的浮冰之间，有大片澄澈的海水，整个结构给人疏松多孔、轻巧坚固的感觉。这和她的写作理念一脉相承：“一个好句子会使大脑无声地迷失，把读者带到一个它所释放的内容迥异于词语之表达的境界。如果说一本书带给我改变，那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5]

　　还有一类米勒喜欢的意象是植物。植物是大自然的触手，在文本中提供两方面的意蕴，一是日常的亲密陪伴，二是宽广永恒的精神安慰。奶飞廉，一种花茎里有奶液的带刺植物，米勒在山谷里试图叫它们的名字；山菠菜，《呼吸秋千》主角在劳动营里珍贵的食物；黑杨树，体格伟岸、生长迅速、粗达两米、寿命可达两百年，赫塔米勒写劳动营里的枪决行刑，文字重心却倾斜在行刑地的这种树上；《枞树》，也就是冷杉，传统的圣诞树树种，这一篇章在《呼吸秋千》里像一个气孔、一座小桥、一根安全绳，连接了日常的正常的生活与极端的非常的情境。这种疏松的气孔错落有致，所以《呼吸秋千》写的虽是痛苦，却不至于让读者窒息得读不下去。在抬头喘气的间隙，你体会到来自作者的广博无声的温柔。大自然给予人宗教般的爱，只需存在，就足以提供安慰。现在赫塔·米勒把这份安慰传递给你。植物不说话，因此是无情的，所谓“寒水自碧”；植物不说话，因此是“空”的，来者不拒地任人寄托各种各样极端的情感，所以“天空一无所有”，却能够给人安慰。此外，赫塔米勒通过书写植物，活生生从劳改营故事里传递出了一种丰饶的生命力。我读东北文学头疼的一大原因是植被的匮乏，而南洋文学好看的一大原因正是语言物产的丰饶，比如博物学词典一样的植物名词。我印象里PrimoLevi的集中营书写没有提到植物。《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植物是腐烂、死亡的：“我是馊掉的橙子汁和浓汤，我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某种意义上，植物是创伤文学作品中的安全词。“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去买花”，读到这里可以大胆猜想她有概率活下来。

　　赫塔米勒的政治身份是复杂的。她在散文中直言：“我们这支德国少数族裔被视作纳粹德国佬的孤岛。我们自认为没有过错，却不得不忍受来自罗马尼亚人的惩罚。”[6]《呼吸秋千》中写到劳动营中一大群人的名字，来自罗马尼亚各城镇村庄的普通人，他们“都没参过战，但对俄国人来说，作为德国人就该对希特勒所犯下的罪行负责。”[7]复杂的政治标签方便了传播，也容易分散读者在文本上的注意力。作家不等于学者、政治家、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索尔贝娄引用契诃夫说：“作家参与政治的程度，应以保护自己免受政治侵害为限。……要客观、简练、大胆，避免刻板印象，以及富有同情心。”[8]赫塔米勒对最重要的身份保持了忠诚，也就是诺贝尔奖授予她的那个——一位作家。因为她发明了一种新的呼吸，而我们从中获得力量。

　　[1]《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之《岛在内，国界在外》

　　[2]《呼吸秋千》之《在我们德国》

　　[3],[4]《呼吸秋千》之《水泥》

　　[5]《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

　　[6]《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之《岛在内，国界在外》

　　[7]《呼吸秋千》之《鱼龙混杂的一群人》

　　[8]《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之《作家、知识分子、政治：一些回忆》，李纯一、索马里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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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浮桴 评论 《呼吸秋千》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5614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