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中的“人”

牛妞

　　朱利安·赫胥黎曾说过：“人们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不再是原来的人了。”至少对我本人而言，这句话是一条真理。我在读《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对托尔斯泰的印象都是“不过尔尔”，他是一个传道者，然而讲故事的能力似乎让人质疑，除了处理宏大场面和为小说布局一种立体化的空间结构外，他在其他方面给我一种“志大才疏”的感觉，尤其是列文和吉蒂的爱情让人费解，很难想象这么糟糕而贫乏的描述竟然出自大师手笔，我当时认定在心理探索方面他早被现代主义者和与他同时代的陀翁甩到了几条街之外，所以对他没有任何敬意，并且困惑人们为什么这么喜爱他。但读完《战争与和平》之后，我觉得我没有资格俯视这样的人。他在《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的说教倾向和宗教情怀还没有显露出来，对人类本性的探索仍然抱着开放性的答案，小说的场景是生活的总体图景而不是进行过度削减，人物也是历时的人物而不是横切面的人物……总之，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天才——描述社会关系和时代变迁中的人，而避免了在观察人物个别行动时的疏漏。

　　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多数注重行动，较少耽于冥想；他善于描写对话，而不善于描写独白；他善于描写社会关系中的人，而不善于描写超脱世俗的隐士；他善于进行言简意赅的长篇大论，而不善于进行洞烛幽微的哲学思辨；他描写了人类个体和他们在个别时间段的理性，但更强调人类总体和他们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盲目；他有独特的历史观，但仍然是一个纯粹的小说家。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为人类心灵史的每一个局部糊上了水泥，托尔斯泰是为它搭建了总体架构；如果说奥斯汀、司汤达是优秀的匠人，托尔斯泰则是一个在不断沉思人的本质的学者；他是在他之前的多名小说家的综合，但又远大于他们的简单相加；他的文体也是之前的多种文体的综合，但又只能定义为小说。

　　托尔斯泰描写人物，是很少成功地描写个体孤独时的内心活动的。他广受赞许的“心灵辩证法”更多地体现为一个人受到另外一个人的行为影响而出现的心理波折。他的心理学是人际关系下的心理学而不是意识流的头脑风暴，也不是“旷野基督”那样的沉思。即使像玛丽雅公爵小姐这样的性格孤僻的隐士，也总是与“神亲”在一起，托尔斯泰以此展现她的内心世界。皮埃尔在人生最彷徨的那段时光，也并不表现为一个孤独的战士，而是加入共济会，急于为自己找到一个组织，与同志分享自己的见解。安德烈在最孤愤的日子里，则在童山进行农事改革，但他也总是与农民打交道。总之，我们很少看到他的人物单独一个人。即使要托尔斯泰描写一场杀人案，他也决不会把主人公写成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个在杀人时头脑中冒出几千种想法，却没有（也不想）与任何人进行商量的人。托尔斯泰笔下的贵族青年男女总是很向往舞会，在那里不仅有很多猎艳、搭讪和进行政治交易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那里，人们可以勾心斗角。是的，托尔斯泰总是在人物与其他人交往的时候才进行心理描写。

　　这是他的优势，所以他在描写人群扎堆的地方时超越了之前的作家，这些人群扎堆的地方就是舞会和战场。托尔斯泰是第一个把战场当作舞会来描写的作家，也是第一个把舞会当作战场来描写的作家。说他把战场当作舞会来描写，是因为他发现了战争中的每一个士兵、军官、统帅、帝王的意志，他发现拿破仑和库图佐夫都决定不了战争局势，就像舞会的主人决定不了舞会上每个人的所思所想一样，即使主人努力对来宾进行分组，引导对话，并且事先筛选客人。在战争中，人们都在完成自己的私人目的，就像在舞会上一样，因此从来没有意志统一的军队。说他把舞会当战场来写，是因为他发现了舞会不仅是交际和休闲场所，还是重要的政治中心，甚至是最重要的政治中心。莫斯科的所有事件都从这里酝酿和蔓延。人们在这里觥筹交错、互诉衷情、谈论友谊，但也相互厮杀、唇枪舌剑、彼此排斥。战争与和平，也就是战场与舞会，死亡与爱情，是叶芝的力与美，是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和性本能。实际上，性本能也就是死亡本能，人们繁殖与交媾，何尝不是为死亡作准备呢？在这两件事情上，托尔斯泰都展示了人是一种盲目冲动的动物，历史事件是人的盲目冲动的总和的结果。这本书因此也是反英雄写作的集大成之作，所有的将领、天才、情场高手、贵妇、少女、士兵，都受到命运的作弄，并露出了自我保存的本来面目。即使是现在读来，也可以感到这是一本足以激怒读者的书，它让人看到自己的渺小：不是个别人，而是所有人，都在历史面前找不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受到支无名的指挥棒的摆布，我们自以为是自由的，却都不懂得全部生活的意义。托尔斯泰在狄更斯和卡夫卡之前就发现了官僚机制的运作模式的总特征——荒诞，并不遗余力地把他们推广到所有的社交关系中，推广到只要有人的地方。

　　皮埃尔并不爱海伦，是大家爱上了她（或许大家是自以为爱上了她），然后使皮埃尔自以为也爱上了她。皮埃尔并不想娶她，是莫斯科使皮埃尔觉得他应该娶他。皮埃尔当时是这样想的：“不是为了她一个人，也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大家，这件事无法避免。他们都等待着这件事，都相信它一定会发生，因此我不能，我不能使他们失望。但究竟怎样发生呢？我不知道；但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这和安德烈所观察到的战争的逻辑是一样的。后者第一次负伤后躺在普拉岑高地上，意识到一切都受到命运的捉弄，在死神面前连拿破仑也是渺小的。战争中的士兵像是在雾中横冲直撞，在炮火中只看得到自己眼前的几米，根本不了解一里外的局势，且受到树枝、地形、敌军、飞弹等多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英雄和诗意可言。

　　皮埃尔后来意识到娶海伦是一个错误，就像安德烈一段时间内对战争再也提不起兴趣一样。他们各自发现，婚姻和战争是受到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盲目的总体力量的推动，而不是受个人欲望驱使和自由选择的结果。他们的第一次危机都是因为个人的微小努力陷入了蜂群般的群众力量，亦即人物的‘关系’之中。这一对精神上的孪生子后来的所有危机也都是因为想摆脱这种‘关系’。对于灵魂的探索者而言，皮埃尔和安德烈都无法在孤独上达到足够的强度，他们却是这部小说中许多‘关系’的中心，因此他们的探索总是被拉回现实。他们的际遇的出色之处也仅在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张力。论实践而言，他们没有雷厉风行的气质；论理想而言，他们缺乏舍我其谁的执着。安德烈有过执着，幻想着自己的‘土伦’，想要成为俄罗斯的拿破仑，但那也只是他青年时期的一个插曲。他要是没死，也会和皮埃尔一样，与娜塔莎成为一对平凡的夫妻。以往的读者过多地注意到皮埃尔和安德烈之间的差异。差异并不是没有：安德烈更加高傲，皮埃尔则相对随性；安德烈趋于理智，皮埃尔则爱动感情；安德烈更热烈，皮埃尔则更平和……诸如此类的差异当然还可以找更多，或许正因为这些天性差异，安德烈和皮埃尔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担任军队的副官，向往戎马生涯，一个却从未担任军职，只有两次作为‘漫游者’对战争进行旁观的经历。但或许也因为这些不同的经历导致了他们性格的表面差异，就像普拉东和皮埃尔相互认同，但他们的迥异则多由出身和地位不同造成一样。

　　托尔斯泰非常看重友情，就像他非常擅长描写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他似乎是害怕他们太过孤独。安德烈和皮埃尔几乎从未吵过架。电影《灿烂人生》中有一对很好的兄弟：马迪奥和尼古拉，前者粗鲁、勇敢、不合群，后者温文尔雅、善于沟通，但他们两个分享了敏锐的直觉，他们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兄弟。皮埃尔和安德烈却算不上性格迥异，他们同样分享着相似的真诚和直觉，分享着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分享着对现状的不满足，就像马迪奥和尼古拉一样……除此之外，托尔斯泰始终未能塑造出一个安德烈式的女性忏悔者，她们中最杰出的思想家也仅仅在于懂得利用自己的身体，在于她们耽于肉欲的自由，不然则像玛丽雅公爵小姐那样沉湎于安慰性的宗教，后者的精神状态非常符合奈保尔对印度人迷信婆罗门教的解释，即认为那是源于弱者生命力的衰微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崇高。

　　《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的单薄在于它只描写了安娜一个人的情欲，尽管卢卡奇称这是总体小说的典范。特别是就列文和吉蒂这一对夫妻的关系而言，似乎除了纯洁之外还是纯洁。但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在这样处理时是不现实的。列文和吉蒂的婚姻似乎只展示了一个完整的婚姻的开端和横截面而非其全过程，但这是托尔斯泰不擅长的。托尔斯泰在描写‘理想’时似乎总是那么不擅长。用安德烈的想法来说：‘一边是无比高尚伟大的理想，一边是浅薄的肉体的迷恋，他（按：此指安德烈自己）就是这样，她（指娜塔莎）也是这样。’孤绝的理想总是被肉体的迷恋拉回现实，托尔斯泰的人物只有在表现为‘泥土’一样的人物时才是丰满的，所以只有在故事的尾声里娜塔莎才可能告别‘诗与远方’，回归生儿育女的日常。他扎根于贵族，却有着农民对于人的本性的动物式理解。《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两对关系扩展为《战争与和平》中的好几对关系，有些甚至不是‘成对’的关系，而是三角、四角、五角、断角、独角的关系。娜塔莎和保里斯、杰尼索夫、阿纳托里、安德烈、皮埃尔，安德烈和丽莎、娜塔莎，皮埃尔和海伦、娜塔莎，宋妮雅和保里斯、尼古拉，尼古拉和宋妮雅、玛丽雅公爵小姐，玛丽雅公爵小姐和保里斯、尼古拉，保里斯和娜塔莎、玛丽雅公爵小姐、布莉恩小姐、丽莎、裘丽，布莉恩小姐和保里斯、老安德烈公爵，海伦和皮埃尔、陶洛霍夫及数不清的谄媚者，以及书中各种其他的异性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明的、暗的，长的、短的，真诚的、肉欲的，还是婚姻的、非婚姻的，形成众多数不清的‘肉缆’，把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上流社会联系起来。（在这些数不清的关系中，我永远无法忘记罗斯托夫家的养女宋妮雅，她对尼古拉怀着不可磨灭的依恋和挚爱，这种情感并不比任何最崇高的情感卑微，但她却因为缺乏嫁妆而最终开成了一朵‘谎花’，成为除诡计多端的布莉恩小姐之外的另外一位始终孤独的女性。）相比而言，《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婚恋描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列文的故事不过是安德烈的青年时代，甚至连卡列尼娜和渥伦斯基的故事也不过是娜塔莎和阿纳托里的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而已。托尔斯泰的缺点在于其荷马式的简洁，他的优点也在于其荷马式的简洁。说这是缺点，因为用这种古希腊式的简洁笔调来处理十九世纪复杂的心灵现实着实显得过于苍白；说这是优点，那是因为处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把人物置于庞大的历史过程中，不以某一个人、某一个家庭、甚至某一个阶层和群体为主要描写对象，而是抱着展现整个时代的总体图景的雄心，并且立意于表达人类历史的自由和必然的规律，则非得用这种古希腊式的简洁笔调不可。《战争与和平》中人物描写已经退居其次，情节也不是主要方面，作者最关心的是如何表达自己对世间事物的观察。因此这不是一部普通意义上的小说，它违反了小说的一些传统形式，比如不以某个或某几个人物为中心，而注重考察全部人类社会的运作模式，比如大段的历史哲学议论。就‘小说’而言，它是臃肿不堪的，但就呈现托尔斯泰的独特观察而言，它却是必不可少的。托尔斯泰自己也澄清说：“《战争与和平》是作者借以表达和能够在其中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内容的那种形式。”于是托尔斯泰在他本人的其他小说中想要表达的，在一部《战争与和平》中就完美地表达了。同样地，巴尔扎克想要在九十一部小说里完成的，托尔斯泰在一部《战争与和平》中就完成了。

　　这种描写人际关系中的人的企图，体现在军事问题上，就是认为一切军队都不过是乌合之众，因为军队中的人并不抱着共同的目的；体现在性关系上，就是托尔斯泰对人的变化的情欲的考察。《安娜·卡列尼娜》是不真实的，因为其中的列文和吉蒂的关系是不真实的，在卡列宁和卡列尼娜的对比下那一切显得更不真实，托尔斯泰在这位女性身上发现的‘妓女’属性在其他人物身上止步了。相反，如果阿赫玛托娃的判断是正确的话——她以其女性读者的直觉断言说，托尔斯泰是把安娜·卡列尼娜形象作为一个婊子来处理的，——那么《战争与和平》中的每一个女性都有‘妓女’的属性。无论是娜塔莎、宋妮雅、海伦、玛丽雅公爵小姐还是其他人，都曾经纯洁过，或是至少显得纯洁过，可是都在对异性的情欲上败下阵来，或是甚至屡屡败下阵来。其中的男性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因此，只有在娜塔莎经历了阿纳托里的引诱后，他才明白什么是对安德烈的爱情，并且在和皮埃尔结婚后演变为一个厌倦社交、思想平庸、忠于家庭的胖墩墩的妇人，皮埃尔也只有经历过与海伦的不幸婚姻后才会珍惜娜塔莎，否则谁也不能断定不会有第二个‘娜塔莎’的出现。人物的情欲总是克制不住的‘下流’，就像水总是要朝下流一样。连皮埃尔公爵都在安德烈还活着时就对娜塔莎怀着一种不合时宜的爱，而娜塔莎则在安德烈公爵死后过于令玛丽雅公爵小姐不悦地尽快喜欢上了皮埃尔，当他在莫斯科战役后初次在童山出现的那一刻。人物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记住，以为刹那即是永恒，但又与此同等程度地迫不及待的本能地忘却。同时，托尔斯泰还不遗余力地写了同性之间的性竞争，即对有限的性资源的争夺，这体现在娜塔莎和宋妮雅之间，玛丽雅和宋妮雅之间，以及众多的花花公子和安德烈、皮埃尔等‘正派’男性之间。

　　读完此书，我感到托尔斯泰在写作此书的阶段是不信神的。他力图上升为历史之必然规律的部分其实不外乎一种盲目的冲动。我们永远无法理解那是什么，冠以‘神’的名字可以，冠以别的名字照样可以。他对人的理解也与土地、自然本性、缺陷、善变结合在一起。在不同人的眼里，不同人便显示了不同的面孔，一个人对另一个的评价也在不同的阶段有很大不同。拿破仑在安德烈第一次负伤时被视为蝼蚁都不如，而那曾经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玛丽雅公爵小姐第一眼见到娜塔莎小姐时就不喜欢她，觉得她‘过分打扮，举止轻浮，虚荣心很重’，在小说结尾的时候却和她成为最好的朋友。发生重大事情时——不论是‘我最好朋友的婚礼’还是亲人的死亡，托尔斯泰总是乐于提醒有人在这种场合无动于衷。人们相互讨厌或相互亲热，相互误解或相互荼毒，都以自己的私人目的为转移，善良的人有庸俗的借口，卑鄙的人则有片刻的温情，皮埃尔看透了海伦，娜塔莎第一次见到她却‘觉得自己简直爱上了这位又美丽又和善的女人’。同样，阿纳托里和‘波斯人’陶洛霍夫的本来面目，总是不断地被撕开又不断地被盖上，也许永远不会被所有真诚的人意识到。在托尔斯泰眼里，愚昧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不随时代进步而改变。性总是先于爱，并且是流动的。

　　一切都在变，托尔斯泰正是在变化中使人物丰满，摆脱了他在描写人物不变状态时笔法过于枯燥的局限。他在小说开头描写海伦的美貌时曾这样着笔：“海伦实在太美了，她不但丝毫不卖弄自己的姿色，相反，仿佛因为自己具有令人销魂的美而感到不好意思。她仿佛想减少自己的魅力，但又办不到。”能够这样描写一个美人当然已经算是妙笔生花了，但能够这样描写一个美人的作家太多了；不过，能够在后文中接连不断地讲到海伦如何在舞会和贵族社交界得宠，成为万人迷，赢得众口称赞，又如何同时周旋于不同的男人之间，甚至企图同时成为三个男性的丈夫，这就达到拉克洛的《危险关系》的水准了；而把海伦的‘爱情’仅仅作为全书的一个插曲，她甚至算不上全书的女主人公，使战场取得和舞会同等的表现机会，又把安德烈和皮埃尔的探索和失落交叉起来呈现，把人物置于历史的广阔地平线上，这就使托尔斯泰最终成为托尔斯泰了。

　　有人说托尔斯泰过多地介入小说。但以我看，托尔斯泰在介入小说最深的地方也尽力保持了一位作家的清醒和良知。他从未带领读者去抨击人性，也并未表达对女性的不信任。他把观察到的一切上升为规律，而不是以我行我素的主观评价淹没一切。库图佐夫和普拉东，分别是书中两位‘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的智者，这两位人物从不同来源的经验里塑形了各自没有性格的性格，他们是托尔斯泰的布鲁姆，是托尔斯泰的莎士比亚式人格。他们总是顺乎天时，一个在司令部会议上参瞌睡，一个唯一的身体特征就是‘圆’——皮埃尔和中年的娜塔莎在这方面正向他趋近。可以说，如果安德烈和皮埃尔是书中仅有的两个托尔斯泰式人物，普拉东和库图佐夫则是书中仅有的两个理想的托尔斯泰式人物。托尔斯泰几乎不带着刻板印象去认识人，所以才会对人有这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在小说中，只有尼古拉这样的人的行动才是一致的，思想才是连贯的，性格才是略微扁平化的，他的一生几乎没有什么思想危机，总是拥护多数人认为对的，反对多数人认为错的，努力做一个好士兵，好军官，好父亲，好的一家之主，所以他才会不理解皮埃尔晚年参加的秘密集会。除此之外，其他重要人物总是在变来变去，等待时代和机遇把他们揉成随意的什么样子。

字数：6038
原作者：彼得潘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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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红尘

据说这本书时间跨度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