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物之神》：谁该被爱，如何被爱，以及得到多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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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兰登书屋出版了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的半自传体小说《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洛伊凭借此书夺得当年的英国小说创作大奖布克奖。

1．洛伊的生平和创作

　　洛伊1961年出生在印度东北部的山城锡隆。父亲是孟加拉裔的印度教徒，一个茶叶种植商，母亲来自一个叙利亚基督教家庭。父母离婚后，她随母亲回到喀拉拉邦的家乡，《微物之神》写的就是她度过童年的地方：阿耶门连，早年是村落，到1992年洛伊动笔写小说的时候，已经扩张得像个小镇了。她幼时在邻近的果塔延镇上学，16岁离家来到新德里就读于著名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毕业后转行做编辑、记者。1989年她自编自演了《安妮如此付出》，一部描绘建筑学院毕业生的电视电影，其后她还为电影《电月亮》和电视剧集《孟加拉榕树》写过剧本。

　　洛伊说，耗时五年成就的《微物之神》写尽了她的故事。这十年来她虽然不再写小说，但仍然笔耕不辍，她陆续将她的随笔和论文结集出版，主要有《生存的代价》（1999年），《正义方程式》（2002年）、《强权政治》（2002年）和《谈战争》（2003年）等等。2007年初，洛伊宣布她将开始动笔写第二部小说。

2．永恒与一日

　　洛伊的这部成名作1998年曾有中文译本《卑微的神灵》（译者张志中、胡乃平，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了台译《微物之神》（译者吴美真）。

　　全书分为二十一章，各有标题，长短不一。小说的核心故事，一个上层的叙利亚基督教离婚女人阿慕与贱民木匠维鲁沙跨越种姓、阶级的悲伤爱情，源于洛伊儿时母亲讲给她的乡间传闻。90年代初，阿慕的儿子艾斯沙被送回阿耶门连的祖屋，他的双胞胎妹妹瑞海尔特地从美国回来见他。叙事大致以这对双胞胎兄妹在故乡重逢和二十三年前他们的表姐苏菲默尔（“默尔”放在女子名后，意为小女孩）从伦敦来阿耶门连度假并客死他乡两条线索交叉展开，大部分章节是一章现在，一章过去交替。然而洛伊的笔触像意识流一样挣脱了时间的束缚，顺着飘荡的情绪随时在每个人物的所有过去里跳来跳去，读者最终得到的不是遥遥相望的两段故事，而是一部细碎而宏大，破碎又完美的家族史。

　　第一章《天堂果菜腌制厂》里，成年的瑞海尔由她和哥哥的出生想起苏菲默尔的葬礼，由此抛出三个悬念：苏菲默尔因何而死？阿慕在葬礼后去警察局说了什么？为什么此后艾斯沙必须被送回父亲身边？而后整本书念咒语似的反复呢喃“事情可以在一天之内改变”，暗示读者有那么一天，就是苏菲默尔死去的那一天改变了他们家族所有人的命运，那一天才是读者真正想知道的故事，大致读过十分之九才可以一睹真容。读者一路迫切地寻觅答案，洛伊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搬出那部家族史挡住他们的视线，将一段段零落的个人际遇抖落在他们面前，读者只得艰难前行，期待那个谜底解释一切，赋予这些折磨他们的破碎回忆以意义。可真到了图穷匕首见的最后关头，他们突然明白了自己并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结局。他们翘首企盼的谜底在揭晓前就曝露过很多次了，以一种隐微的，会被人忽略的方式一再被讲述。甚至二次阅读时，读者可能会发现，所有他们想弄清楚的事在统领全书的第一章就交待完了。洛伊在《小长牙，克朱松邦》一章里借描绘印度传统的卡沙卡里舞之机给“伟大故事”下了定义：“伟大故事的秘密就在于没有秘密”；“你知道它们的结局，然而当你聆听时，你仿佛并不知道。”

　　读者最终得其所愿，却发觉从现实的逻辑看去，不是那一天解释了一切，而是一切解释了那一天。一日之内的故事如同一滴露水映出了整个世界，所有的过去和未来，正如第一章的末尾所写：“事实上这件事开始于数千年前，开始于马克思主义论者到来之前；开始于荷兰人往北推进之前”；“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件事开始于基督教乘船到来，并且像茶包中的茶那样渗入喀拉拉之前”；“我们也可以说，事实上，这件事开始于爱的律法被订立之时”。

3．历史的债务与爱的律法

　　位于西南一隅的喀拉拉并非典型的印度，那里通行马拉亚拉姆语（意为“山地语”），识字率高达95%以上，印度教寺庙里的乐声，清真寺的祷告声和基督教堂的钟声在清晨互相听得到对方。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只有2%的印度人信仰基督教，而喀拉拉的叙利亚基督教徒占到全邦人口的二至三成；这里也是印度共产党势力最强大，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深入的地区；而古老的种姓制度还没有退出这片土地，贱民仍是不可碰触的人。这几股让喀拉拉成为喀拉拉的决定性力量在《微物之神》里汇成一条晦暗强大的河流，洛伊称之为“历史”，她明示我们维鲁沙在历史之屋的后阳台被警察毒打至奄奄一息的那一幕“没有任何偶然的成分”，“那不是偶然发生的暴力抢劫，不是个人的复仇”，而是历史的一次拜访，为的是“征收别人欠它的东西”。维鲁沙和阿慕的欠了历史的债，他们打破了历史订立的律法，“那种规定谁该被爱，如何被爱，以及得到多少爱的律法。”爱从来都不单纯，也不自由，“历史”严苛地规定了它的边界，越界者将被无情地惩处。

　　阿慕和洛伊的母亲一样来自阿耶门连的叙利亚基督教家庭，祖父是位德高望重的神父，父亲是大英帝国昆虫学家，家里田产颇丰，母亲还经营一座果菜腌制厂，而富贵并没有带给她幸福，英国殖民者撤离后，父亲头上的光环逐渐散去，退休在家的他很是失意，通过殴打妻子、折磨小女儿来获得心理平衡。为了逃离让人窒息的家庭，她草率地嫁给一个加尔各答的茶庄助理，孰料她的丈夫说谎成性，酗酒度日，还在阿慕拒绝他用妻子向英籍经理换取工作的提议后狠狠地打了她。不得已阿慕带着一对双胞胎兄妹回到娘家寄人篱下。

　　虽然工厂实质上由玛玛奇（艾斯沙和瑞海尔对外祖母的爱称）、阿慕和维鲁沙在打理，从牛津求学归来的哥哥恰克却总在强调那是他的工厂，他的凤梨，他的腌果菜。阿慕身为女儿，没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力，没有法律地位，也没有财产继承权。按照她的姑妈宝宝克加玛（“克加玛”意为姑妈、姨妈或舅妈）所代表的一般人都认同的看法，阿慕早已罪无可赎，是家人的仁慈让她和两个孩子得以留在阿耶门连，她走错一步给人口实就会面临被驱逐的危险。然而苏菲默尔来访前，也就是她即将飞蛾扑火一样投向爱情之前，自我毁灭的冲动折磨着她，“母性的无限温柔和自杀式轰炸机的鲁莽的愤怒”不可调和地共存在她的心里，一触即发。

　　除了三个小孩，其他家族成员在结构上都可以视为阿慕在某个层面上的对照。

　　苏菲默尔的母亲，恰克的前妻玛格丽特和阿慕一样是“一个因爱而和属于不同社会的男人结婚，但后来又离了婚的女人”（阿慕的前夫是印度教徒），但离异再嫁不会降低她的地位，她是英国人，这在印度足以抵消她作为女人的全部罪过。她的肤色就是恰克爱她至死不渝的原因。为了迎接她和苏菲默尔穿上西服的恰克带着她俩爬上祖屋的台阶时，“如带着他最近赢来的一对网球奖杯”。得到殖民侵略一方的女人，是被蹂躏的民族至高的荣誉。这条爱的律法订立于殖民时期，在后殖民时期效力不减当年。

　　玛格丽特的来访给了阿慕无以名状的压力，这时常表现在她面对两个孩子涌出的“远远超越实际需要的愤怒”，“她希望她的孩子表现得体，没有瑕疵，希望他们在印度对英国的举止竞赛中获胜。”明白自己再也不配得到爱的阿慕不经意间把痛苦转嫁到她的孩子身上，艾斯沙和瑞海尔一星半点的过错经由母亲放大之后，他们开始恐惧失去阿慕的爱，开始想到离家出走，在失去人身自由的阿慕失控地吼了他们之后，两个孩子半夜上船划向历史之屋，带走了不会游泳的苏菲默尔，苏菲默尔什么也没做错，她很仗义，与他们同进退。她在翻船后溺死无疑是一次意外，然而说她是偿还殖民者欠下的历史债务也不为过，不过罪名不会落在她的祖先头上，阿慕和她的儿女们被宣判为罪人。

　　离婚，无能和浪荡一点也没影响恰克的声名，他是男人，那些事都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虽然他和阿慕一样沾染了低等人，但他招惹工厂女工被视为正常的需要，历史允许他与那些女人在一起，玛玛奇甚至在他的房间另开了一扇门供女工们出入。上等男人对下等女人的天然权利是古老的社会等级制不可或缺的支撑，反之上等女人阿慕碰了贱民维鲁沙，则是对制度的冒犯，对历史的挑衅。

　　玛玛奇和阿慕一样遭受丈夫的毒打，她也不爱她的丈夫了，但她选择习惯她的婚姻而不是离开。她遵循父权制的准则，夫死从子，她把对丈夫的爱都转给恰克，默认家里的一切都属于儿子，这同样是援用了爱的律法。终生未嫁的宝宝克加玛鄙视阿慕嫁给印度教徒，可她自己早年也爱上了“属于不同社会的男人”，不过她选择的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与叙利亚基督教分属不同教派），“她喜欢一个爱尔兰耶稣会神父的气味远远胜过一个帕拉凡的气味”（帕拉凡意为贱民）。这高贵的品位让她长久地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她嫉妒阿慕没有泯灭的活力，恨她还在抗争自己早已接受的命运：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应守的本分。本分的宝宝克加玛有权力在得知阿慕的不轨后鼓动愤怒的玛玛奇把阿慕锁在屋子里，有权力对警察谎称维鲁沙试图强暴阿慕并且可能绑架了失踪的三个孩子。历史托付她代办这些事。历史嘱咐她说出全书最残忍的一句话：“你们是杀人凶手”，她在警察局这样对两个七岁的孩子说，为了诱骗他们作伪证指认维鲁沙绑架了他们。

　　这些阿慕的亲人和踢打维鲁沙的警察一样，“只是历史的追随者，被派去结清账目，向那些违反其律法的人收取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可以说维鲁沙之死是由于宝宝克加玛一时糊涂判断失误，几乎也能算作意外，然而说他与历史的致命约会从一家人忙于接待玛格丽特母女，处在爆炸临界点的阿慕看向他的时候就订好了也不为过，甚至可以说，他的死亡从恰克讥讽阿慕“无用”时就开始了，从宝宝克加玛罚双胞胎写“我要永远说英文”时就开始了，从人被分成可以被触摸和不可被触摸的时候就开始了，从人性开始追求人对人的支配权，追求“组织、秩序、完全的独占”时就开始了。

　　双胞胎白天爱他们的妈妈晚上所爱的人，小孩的眼里看不到界线，维鲁沙对两个孩子而言亦父亦兄。也许没有什么比历史选择一个人在它结清账目的那一天保存他所爱之人付清债务的收据更可怕的事了；目睹残暴的结账过程也不能与之相比。艾斯沙保存了维鲁沙的收据：警察问他绑架的事，他回答“是的”，他听信了姑婆的谎言，以为不这样阿慕就得坐牢。那以后他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惩罚，他和与他心灵相通的妹妹必须永远留着那张收据，“小心翼翼地握着，永远地握着”。他们再也忘不了小时候的调皮游戏，那时艾斯沙总是站在床上模仿被刺的凯撒（他发现他最好的朋友在他背后插了一刀），叫嚷道：“也有你吗？布鲁图斯？——那么到下吧！凯撒！”。长大后的艾斯沙安静地退出了这个世界，他不再开口说话，也不和人交流；瑞海尔则眼神空洞，没有关于未来的打算，仍然没有法律地位。他们的童年在那一天偷偷溜走了。

　　权力的本质还不是一些人控制另一些人，权力指向它治下所有的人。《微物之神》里，瑞海尔家的人们，无论在那一天之后活着还是死去，都是宗主国，种姓制和父权制的行刑人，历史的刑罚也加在他们每个人身上。玛格丽特和恰克失去了唯一的女儿，恰克的悲伤击垮了玛玛奇。宝宝克加玛是个例外，她因为活得长久而得到更多历史的馈赠，如果不算她扭曲的精神，她获得了完胜。

4．微物之神，历史之屋及其他

　　读者大多时候是通过双胞胎小兄妹的视角来观看《微物之神》的世界，小说的叙事语言是孩子气的亲切稚嫩，又间有一副成熟头脑（瑞海尔，或者是作者）洞察世事的冷静，或者说整部小说都是成年的瑞海尔在反观自己和哥哥的童年：一点点珍藏至今的快乐和压倒性的恐怖和忧伤。

　　孩子眼里的世界不见那些宏大的事物，满是琐屑的，貌似无用的小东西：一只死在棺材里的蜜蜂，画着一点五十分的手表，几本尘封的益智练习薄，公路上一只青蛙形的污渍。那对无望的恋人也只能“直觉地抓住渺小的事物”：他们嘲笑夜晚与他们同在的蚂蚁、螳螂、甲虫和小鱼。“大人物是灯笼，小人物是油烛”（第三章的标题），大人物并没有退出小人物的世界，他们只是不容反抗地把力量加在小东西上，帮助历史收债的是那些细碎的微物么？是又不是。

　　阿慕曾忧虑地意识到，她的双胞胎“像一对困惑的小青蛙”，“摇摇晃晃地走在一条满是横冲直闯的车子的公路上”。在去科钦（喀拉拉的首府）接苏菲默尔的路上，瑞海尔注意到路上一只被压烂的死青蛙。比死亡还恐怖的是对死亡的隐喻和预演。

　　香蕉酱，果菜腌制厂的一种产品曾被食品协会查禁，因为它既不是果酱，也不是果冻，“模棱两可，无法归类”。香蕉酱浓缩了他们家族在分类上的困难，“他们都打破了规则，闯入了禁区”。

　　分类困难应该从帕帕奇（小孩对祖父的爱称）算起，他率先发现的一种蛾阴差阳错没有冠上他的名字。帕帕奇的蛾“恶性的鬼魂”，一直在折磨他的后人，尤其是瑞海尔和艾斯沙。除了微物之神，这只神秘的蛾子是最难把握的意象。就两个小孩而言，它大致等同一种名为恐惧的情绪：具体说来是对失去爱的恐惧。每当阿慕对孩子们发火时，帕帕奇的蛾背上的簇毛，冰冷的触角定会划上他们的心。“恐惧”和“失去”也是《微物之神》不能忽略的关键词，说这是一本关于恐惧的书也不为过，历史对不遵循其律法之人的清算也源于恐惧，它的恐惧与小人物的完全相反：那是“文明对于自然的恐惧、男人对于女人的恐惧，权力对于没有权力的恐惧。”

　　历史之屋，维鲁沙先是和阿慕，然后和历史约会的地点，早先是一个卡利塞普（意为本土化的白人）的房产，位于河对岸的橡胶园里。他的爱人，一个本地男孩被父母带走后，他自杀了，屋子荒废下来。卡利塞普是一个双重的逾越者，他的自我认同很不自重地踏过了宗主和被殖民者的界限，他的爱跨越了性别。他所受的惩罚还不止于死亡，据维里亚巴本（维鲁沙的父亲）称，这个恋童癖患者流浪的鬼魂被他（一个贱民）用镰刀钉在一棵橡胶树的树干上。

　　瑞海尔回来时，历史之屋已被改造成一家五星级旅馆。曾经带走苏菲默尔的米那夏尔河因为修建水库而干涸，河流曾经具有的“唤起恐惧和改变生命的力量”退场了，“老共产党员现在是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善于摇尾乞怜的服务生”，传统的卡沙卡里舞被缩短成二十分钟的小品在游泳池畔表演，消费的驱动力成为第一主宰。

　　倒数第二章末尾，艾斯沙和瑞海尔再一次越过卡利塞普曾越过的限度，打破了爱的律法，不过这一次他们再没有哪怕微末至极的一点希望，那是一次无望的抗议，分享的只是“可怖的忧伤”。 阿慕和维鲁沙曾有过那样的希望，他们把它寄托在“历史之屋后阳台墙壁裂缝里的小蜘蛛”身上，他们看脆弱渺小的它艰辛地活过每一天。

　　历史之屋是位沉默的见证人，它从“黑暗之心”化身为阿耶门连被全球化和消费主义劫持的象征，它看到历史怎样“乱了脚步，在疏忽时被趁虚而入”，也看到拖欠历史债务导致的悲惨结局。

　　交待了所有的死亡，洛伊笔锋一转，最后一章里她写了生存，写到了故事的缘起：妈妈讲给小洛伊听的那对恋人。对于离婚后住在父亲家里的阿慕而言，“生命已经被活过了”。唯有蔑视历史的爱能拯救被历史残害到名存实亡的生存，阿慕求助于微物之神，失落之神，“鸡皮疙瘩和骤来的微笑之神”，那个目光与维鲁沙交会后的梦中出现的独臂男人，他是散发神性光芒的维鲁沙。历史是大人物，微物之神是小人物。小神的法力只能让阿慕复活一小会儿，而后他和阿慕在历史休憩的间隙共谋所犯的罪行会引来大人物收走他们的生命，这便是“生存的代价”（本章题目）。

　　2006年，又一位三十多岁的印度女作家斩获布克奖，基兰·德赛（Kiran Desai）和她的新作《失落的遗产》（The Inheritance of Loss）。她也是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2000年获布克奖以来首位得到这个奖项的女作家。有趣的是，这部小说关于印度的东北角，关于喜马拉雅山下的不丹、锡金和尼泊尔，这些地区恰好与位于印度西南的喀拉拉遥遥相对，这也是一部在多元文化激荡的大背景下关注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困境的小说。看来这是近年来第一世界的评委们喜闻乐见的题材。

　　苏宛

　　2007.7.3

　　字数：5683
　　转自：souvent
　　原网址：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21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