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基督者的自反——探讨《群魔》中基里洛夫的自杀

书呆熊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充斥着19世纪中后期俄国知识界各种哲学思想的冲突碰撞，基里洛夫正是其中彻底的“无神论者”的独特代表，他宣称通过自杀实践能证明“自由意志”，成为人神。然而，他的自杀成神这一反抗基督的行为背后，却潜藏着基督式的逻辑：从唯一最高神-人的思想结构，到证明自我意志的自杀起源，再到拯救世人的自杀目的，处处都与基督教神学暗合。因此，他力图证明“上帝已死”自杀行为最终又返回了基督教的道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基里洛夫这一底层逻辑不仅是展示无神论者必然走向心灵分裂的自由悲剧，更是试图为盲目的反抗者们保留了一条回归信仰和自由的道路。

　　一、基里洛夫的自杀简述

　　基里洛夫之死被加缪称为形而上的“逻辑自杀”，他的自杀逻辑归纳如下：

　　人们之所以不敢自杀，是由于两件事：疼痛和冥界。人们爱活着只是一种骗局，活着只带来痛苦与恐惧。只有人（最初是基里洛夫本人）识破这一骗局，意识到“活和不活都无所谓”，才能通过理性自杀，获得最大的自由，克服痛苦与恐惧，成为“幸福而自豪的新人”，成为人神。最终，基里洛夫希望通过自杀实践，向世人“表现自由意志”，从而作为成神的开端，拯救世人。

　　在基里洛夫的逻辑下，人不敢自杀的两个原因中，“疼痛”即此岸世界的因素是“小的”，“冥界”这一彼岸世界的因素是“大的”，精神上对于自杀行为的阻碍高于肉体上的，这一阻碍即基督教“不可自杀”之禁制：“禁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基里洛夫口中的骗局，首先，是人自身对自身的骗局：活着是“恐惧与痛苦”，现在的人活着只是因为“爱痛苦与恐惧”，却谎称自己爱活着本身，“活着”与“痛苦与恐惧”之间达成了逻辑上的倒置。其次，是上帝对人的骗局：东正教作为俄罗斯的精神基础，极其强调受苦受难的意义，而此时痛苦不再是人到达上帝身边的必经之路，转化为只是人自己的欲求，苦难作为此岸通向彼岸的桥梁已经断掉，久不现于人世的上帝成为了一个不可触及的软弱幻影。因而只有克服了“痛苦与恐惧”——即克服了“活着”的人，才可成为“幸福而自豪的新人”。

　　基里洛夫的神明所具有的唯一特征就是“自由意志”。经过理性推理出的自杀不仅证明人在精神上摆脱了骗局的束缚，而且证明在此岸的人也能决定自己的生死、把握自己的命运，人通过毁灭自己证明自己具有自由意志，从而摆脱了上帝的意志，自己把握自己的意志，而代替上帝成为“人神”。基里洛夫最终走向了自杀实践，也是希望自己的这一行为能够向世人表达极端的自由意志，证明神不存在，人可以成神，从而拯救世人成为新人。

　　二、自杀的哲学背景

　　按照《启示录》的说法，末日到达时，已死之人会再次复活并接受主的审判，主说：“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肉身的死亡不是灵魂的终结，而最后的审判才能达成超越性的公义。作为俄罗斯思想基础的东正教是偏爱“苦难”的宗教，相信人通过受苦受难赎清原罪，才能走向上帝的道路。这一“启示录主义”的图景，其意义是“边缘、极限和终点”给予的，一旦“终结”消失了，即没有最后的审判在彼岸世界等待人类，那么人在此岸世界的生命就是唯一的生命，不存在超越的可能性，人在此岸世界经受的苦难无法再通过“赎罪”的途径达成彼岸的解脱，那么苦难便失去了意义，而与苦难伴生的人生也失去了其意义。因此“上帝”在宗教哲学中不只是最高神祗的名称，更是终极意义的化身。

　　“证明上帝的存在”是一个持久的哲学命题。早在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通过经院哲学的逻辑论证法为上帝的存在提出了五条因果论证明，在因果论被休谟怀疑为后验性的思维习惯后，康德视上帝的概念为纯粹的、超出经验所能把握的知性概念，因为“从因果概念出发，我们必然会得到一个最高原因的概念……知性所必然要追寻的永远只是具体的、现实的因果关系，只有纯粹理性才必然要在此基础上给出一个最高原因。”超验理念的上帝存在不可被以经验世界的手段证明，而只能被看做信仰目标。在《群魔》成书的1870年左右，一方面“实证科学的发展对先验真理构成着强大的威胁”，另一方面俄罗斯面临近代转型问题、社会中的动荡罪恶现象不断，经验世界中遭遇的确切问题威胁到了纯粹的哲学理性世界，康德“二律背反”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上帝作为超验性的偶像的意义遭到怀疑，“上帝已死”与其说是一种宣言，不如说是对当时人心理状态的某种诊断。

　　与当时质疑上帝的倾向相呼应的，是费尔巴哈“无神论”思想的流传。费尔巴哈的人-神异化理论认为人将自己的“类本质”移到彼岸世界的神身上，实现观念的自立，再通过神的形象反观自身。这一宗教批判思想在俄国知识分子间广泛流行，一度出现许多“无神论”者，认为神不过是人造出来以赋予自己意义感的工具：“人所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臆造出一个神来，以便能够活下去，而不用杀死自己。”费尔巴哈的思想还具有实证主义的性质，他将天国世界降低到世俗王国，强调“现实主义”而非经院观念，并“公开表示康德提出的信心之假定条件完全不必要。”之前上帝存在于人的精神领域之中，而人的精神领域（理性领域）和经验领域是二分的，那么现在则开辟了一个新的、介于二者之间却属于此岸的人的心灵领域，上帝被降低到人的心灵领域中。

　　为了避免意义丧失和道德沦丧，19世纪的俄国没有放弃寻神的尝试，部分东正教知识分子视寻神为“整个民族运动的目的”，必须再竖立一个新的标准，一个新的“美学原则”“道德原则”，也就是寻找一个独属于本民族的、且人人都必须信仰的新上帝，这种民族性的寻神诉求成为了后来“白银时代”寻神运动的先声之一。

　　三、反抗基督与走向自反

　　与上文中虔诚的东正教知识分子不同，基里洛夫的寻神走向了另一条道路，他不再强调民族性而强调个人主义，他不再求助于任何彼岸的“神”，而转向求助于自己，通过逻辑自杀实证自己成为自己要寻找的目的。然而，基里洛夫的自杀成神理念中暗含的神-人的思想结构、“自由意志”的终极特性与暗含的弥赛亚主义期许却实际上从起始到预期延续了基督教神学的逻辑，他在反抗基督的过程中走向了基督的道路，即走向了自己肉体的毁灭和精神上的自反。

　　（一）上帝缺位与人神替补

　　基里洛夫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他自杀的思想的基础是“不信神”，但这一反基督的思想基础的背后却隐含着基督式的供奉唯一最高神的人-神思想结构。

　　基里洛夫经过自杀实践以后成为的神被他称为“人神”。“人神”与“神人”相对，基督耶稣是“神人”的典型，他由神间降临到人间，在本质上是“为了天父意志”的神子，但却戴着人的面孔、处于众人之间，不以自己为神而以自己为传播自由与爱的人；“人神”则是由人成神，本质上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意志”而戴着神面具的人，他通过证明神的无能和虚幻证明自己超越了人这一群体，拥有最大的自由意志，，人神的尺度是超越人但又停留于此岸世界的超人形象。基里洛夫的“人神”理论，先通过自杀这一实证主义手法把彼岸的上帝降格为可以被此岸证伪的存在，然后在此岸“替补”上帝的虚席成神，即“人神”。但“神人”论中，至高无上的神在最后呈现为人的形象，这反而是对人而非神形象的肯定；“人神”论中，人只有戴着神的面具才能成为世界的主体，神的形象依然处于顶端这是人自身的消解和作为超人的人神的胜利。“在超人中人已经不存在，人已经作为羞愧和耻辱，作为无能和微不足道而被克服。人只是超人出现的手段。超人是神，是偶像，在它面前，人只有跪地叩头，人和人的一切东西都消耗殆尽。”

　　同时，基里洛夫并非像费尔巴哈一样是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费尔巴哈的理论最终要使人异化给神的“类本质”重新复归到人自身，人高尚的精神和此岸世界的肉体进行糅合，“人”这一整体作为世界的主宰，而“神”作为虚构的概念彻底消失，这一理论是人本主义的。基里洛夫的“无神论”是用此岸的、可证实的人（自己）代替彼岸的、不可证实的神，消失的只是“上帝”，而“神”的席位被预留并放置在此岸，他追求的是可以被证实的不朽。前者的理论是对神的瓦解，是神复归成人的下降运动；而后者只是对于“上帝”的瓦解和对于基督式的最高唯一神的地位的保留，是人通过特殊途径成神的上升运动，基里洛夫在反抗基督的同时又不能接受最高神位的虚置与不存在，他本质上不能接受没有神的世界，反而是基督式的最高唯一神-人结构的忠实信徒，但在神和人的内容上却发生了倒置。

　　（二）自由意志

　　基里洛夫自杀实践的起点却是证明自己具有“自由意志”这一神的特性，这一特性恰恰是基督式的。

　　“自由”这一概念在《圣经》原典之中被反复申述，耶稣在旷野之中被魔鬼试炼，第三种诱惑便是要耶稣为了万国荣华跪伏于他，耶稣拒绝并坚称他只拜他的神（上帝）。在别尔嘉耶夫的论述中，自由的发展有两个阶段，“原始的自由与终结的自由”，原始在自由是经验世界的、肉体上的自由，而耶稣坚守的自由不受感性世界的物质左右，是发自于内心的、纯粹主观和主动的信仰自由，是“人从低级的自然本性中、欲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终极自由，这也是理想中的基督所赋予人类的自由——精神自由、良心自由、信仰自由。既然基里洛夫自称研究得出的神的唯一特性“自由意志”，那么他的“研究资料”应当就是《圣经》，基里洛夫的神从特性上就带有基督的“自由”之烙印。

　　而由于基督给予的自由是精神上的自由，所以一方面基督赋予人自由，另一方面人也可以选择不接纳基督的自由，基里洛夫选择拒绝接受基督所赋予的自由，相信自己所给予自己的自由。他的自由曲解了神的自由意志，将精神自由贬格为此岸世界人自体对于自己肉体与心灵的掌控，选择以自杀这一反抗的方式达成对极致自我自由意志的肯定，结果反而是被极端膨胀的自由所控制，失去了真正自由的目的和内容——“人本身”，自由也不复存在。基里洛夫产生自杀论本身，也正是他自由思考的体现，这源于基督赋予他的精神自由、思想自由，是基督教神学自由选择精神下滑向“恶的自由”的悲剧。

　　（三）弥赛亚主义

　　基里洛夫必须进行自杀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世人”，这与基督耶稣之牺牲暗合。

　　“这事将由我开端并且结束，门就打开了。于是我拯救了世人。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所有人，而在下一代中从形体上再造人”

　　基里洛夫自杀是为了“证明”自由意志，“证明”必然有其面向的对象，这一对象便是世人，而这一行为将做出实践、克服恐惧的自己与世人区分开来，他成为独立并超越于世人之外的救世主。前文已论述基里洛夫认为人不敢自杀的最大阻碍就是基督教的精神束缚，他一定要通过毁灭肉体表达自由意志，证明自由意志不再是神的专属，从而向世人揭穿神的精神骗局，使人人都敢于走向自杀、取得自由、塑造新人，来创造一个更幸福的理想世界。“基里洛夫之死重新上演了苏格拉底以及基督死亡时的情形，也将这两种死亡模式合并在一起”，此处苏格拉底的死亡模式指“为了真理”的形而上式的死亡，而基督耶稣的死亡模式正是一人自愿走向死亡而为世人赎罪的自我牺牲式死亡，基里洛夫的自杀实践既指向终极真理，又指向拯救世人，其牺牲自己为人神救世主的弥赛亚主义正是基督教（尤其是东正教）中耶稣作为弥赛亚的使命的延续。

　　四、分裂与整合

　　基里洛夫在以自杀反抗基督的过程中，本想证实自己极致的自由意志，成为超越人又停留在此岸的人神，最终却在肉体上走向了自我消解、毁灭，在精神上再一次折返回了基督的道路。他的这一矛盾，正是源于他沉溺于“对上帝存在着的道德需求与对上帝不存在的经验认识之间的二律背反中”，陷入了无法解决的悖谬：

　　“上帝是必须的，因此应该存在上帝。但是我知道没有上帝，也不可能有。 难道你不明白，有这种双重想法的人没法活在这世上吗？”

　　这一悖谬更深层次之下是他人性的分裂，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许多人物的特质：伊万·卡拉马佐夫、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他们都在为了人（为了人的公义、幸福或自由）宣称拒绝上帝的同时，又潜在着期望上帝作为终极意义存在，这是“虚无主义”与“启示录主义”的分裂，是反基督与基督的对抗。而这种人性分裂的原因，却是基督教义中人的精神自由，人选择接受基督赋予的精神自由，则意味着自己承担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独立思想所带来的痛苦；人选择不接受基督赋予的精神自由，则意味着自己寻找自发的精神自由，而这也是精神自由带来的“权利”，则这类人必然走向信洋或不信上帝之间的分裂地带，而分裂就意味着被自己的内部冲突所控制的痛苦、不自由。从这一悖论来看，痛苦是精神自由的伴生品、人性的特征；而但人性的分裂必然带来不自由，整合分裂的唯一方法，便是在二律背反中选择信仰的一方，再次彻底回归基督的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系统阐述哲学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是以文学的方式表现的，纵观他对于这些反基督者的安排，最终都并未彻底走向反基督的道路，这也可以看做是他对于人性分裂的一种整合方案。正如上文所论述的基里洛夫一般，他们反基督的表层下带有基督的内核，即使肉身走向了“无益的死亡”，但“哪怕在……基里洛夫……身上，上帝的形象也没有彻底死亡，他们依然可以回到基督那里——自己的精神家园。”

　　基里洛夫在反抗基督中走向肉体毁灭和精神自反路途，不仅在理论层面证明“人神论”对基督教神学的不可挣脱，和在信仰层面解释人性分裂带来的必然后果，也潜藏引导着彷徨的反抗者重返精神家园的方法论和希望。

　　参考文献：

　　《圣经》

　　伊琳娜·帕佩尔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杜文鹃、彭卫红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耿海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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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汛远槎风 评论 《群魔》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5896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