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不是自来红——我读曹征路《那儿》

书呆熊

　　按照“第六包厢”论坛网友格瓦日的指引，读了曹征路的《那儿》（又名《英特纳雄那儿》，原载2004年《当代》第5期，小说链接：http://tieba.baidu.com/f?kz=101208445）。

　　一

　　小说开篇第一句话欲擒故纵地说“开头很简单”，但读了几个自然段，就感到作者意图很深刻，知道了是在写底层的小说。读到杜月梅杜师傅家天寒地冻穿裙子站街，因为孩子“小改后天要开刀了”，她太穷太需要钱，后边提到丈夫也已经去世了，读着觉着巧劲太足了。就仿佛报告会上的劳模必遇父母去世不得见面，孩儿意外伤不能返家一样的巧。其实，站街的原因跟站街的花枝招展一样多。所以下边的故事主题先行，也就不奇怪了。

　　住东村的小舅（“小舅只是个破工会主席”）、叫罗蒂的那条狗，月月（“月月是我表妹”）跟“我”，还有老年痴呆说“穷人好”的外婆和报纸主编，加上西门庆，一一都次第出场了。第一段人物及人物关系介绍结束了，“就在这时我妈来电话说小舅离家出走了”。我知道下边进入正题，故事开始了。

　　外婆的老年痴呆症其实并不严重。你要跟她聊天，她都能明白你的意思，只是她的反应是一律的好好。你说下雨了她就说下雨好，你说吃饭了她就说吃饭好，你说死人了她就说死人好，她是我们家的好好主义者。清醒的时候她还会唱歌：英——特——纳雄——那——儿就一定要实现……

　　外婆形象是一个寓言性人物。不仅外婆，寓言性的形象还不少，罗蒂和小舅，还有一些细节都是，乃至小说本身。寓言什么呢？绝不是彼岸，也不是哲学，似乎也不是现实。想一想，它们共同指向一个观念，寓言一个观念，一个关于苦难的现实、原因和解决途径的观念。所以，我总觉得《那儿》（这题目就可以读出观念的指向性）其实不能算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它的细节和细节发展一点也不自由、鲜活和自动生长，它的确是一个观念主义小说。小说《那儿》写的都是作者自己关于苦难的道德感和历史分析，概念化得很。

　　小舅把一条烟放在我面前，又让月月给我沏了一杯好茶，然后一挥手就把月月撵出去，郑重其事地说：请你帮我搞一个材料。......我现在最着急的是眼下，眼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住厂子。

　　我说：我的意思是，让你下这么大的决心，让你激动成这样，就没有一点点个人的理由？

　　小舅承认，他确实喜欢杜月梅......

　　杜月梅一见他就破口大骂，能捞着什么就砸什么。说朱卫国你妈了个X，你骗我们集资你喝我们血，你害得我们还不够惨啊？小舅本想说点好听话就走的，......他一犟头又回来了，说，我早想和你好了，我都想二十年了，钱你先收下吧。他的意思是只要你收下钱就行，别的以后再说。谁知这下坏了，杜月梅身子一挺就扑到砧板上，菜刀也抓起来了，说我早知道你就是这么个人，说我就是跟狗睡我也不能叫你污辱我！……

　　当时读到这一段还蛮生动有生活的，不过小说这里讲的厂子破产的道理未必是真。即便是真的，采用小说方式不是最好的形式。我原以为小说情节敷衍到此的目的很私人化，只是给予小舅和杜月梅的交叉处境和处境下的关系发展安排一个表现舞台和背景。毕竟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叙述形式，更有利于展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如此这般的情意和结局。小说这种形式更便捷于进入人物情感深处，进入心灵，切入生活的不可言说处。至于厂子衰败，计算统计，条分缕析，那是小说之外的事情，比如论文，比如报告。小说不是用来说过程、说事理的案板，小说是切入人情、人生和命运的探针。

　　这期间，我还给报社写过几篇小通讯，都是反映下岗工人看病难和孩子上学难的。当然，都给毙了。不过我本来就不抱指望，我知道这不符合主编的导向。我们主编操心的都是后现代问题，比如我市有多少人买了第二套房第二辆车，为什么野菜比蔬菜贵，吃骨头比吃肉还养人，死在家里比死在医院更符合人道精神，看谁能勇敢地面对乞丐，等等。

　　其实这所谓“后现代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存在，问题是如何去分层，如何去切分。如果说小说要反映生活的本质现象的话，那么这些“后现代问题”是不是本质现象呢？生活的本质现象是如同“江水东流奔向大海”那样的唯一性吗？如果不然，你依据什么来确定本质现象呢？又是如何确定本质呢？是按照人口份额的百分比来描写“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还有就是曾经辩证法地按照“社会的必然趋势”去写其“发展方向”）？还是某种社会理论？还是艺术直觉？让写作自身进入？如果是前者，此小说很正确。另外，你是把注意力放在生活现象的记录，还是放开叙述自由地走、展开想象的翅膀？如果是后者，此小说就显得很笨拙，作者的既定观念像一块绑在叙事上的大石头。小说毕竟不是静物摆拍，小说是叙述的自由活动。自由的文字才有光，那是生命的光；生命的光是文字从里往外透射的光。观念的文字也有光，那却是观念的聚光灯强烈照射，文字反射的光。小说要有意料之外的东西，文字才得活。

　　二

　　可惜我读《那儿》开始不久就腹猜的结果，到结局的一路上都被依次印证了，使人很不爽，这文字因此而显得板结。这是因为作者是带有立场先行的道德优越感的写作，不是开放的写作。站在从里到外都一目洞穿的弱者小舅的立场上来叙事，是很悲情，却也很做作。一个大活人是不会这样被安排的，人总有智慧，总要逃。小舅不知逃，比阿Q还憨，像一块带毛肉，被作者安排“处长”来剔，安排“干休所的老头”来剔，安排“国资委”、“财政部”、“中纪委”来剔，直到剔成了一团光秃秃的没有脑子的肉，摆在展览台上悲情地控诉。

　　等他睁开眼，天已大亮，这才发现除了手上还捏着一张火车票，他已一无所有。他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发现连裤兜里的手纸都没给他剩下。

　　屋漏偏遇连阴雨，小舅霉透了。曹征路文字趟开的一路上都是万邦溴事来朝，都赶上趟了。这些密不透风的恶劣的环境，不死路一条才怪。只有环境安排人，哪里还有人物自由发挥的余地。更糟糕的是，“发现连裤兜里的手纸都没给他剩下”的时候，“他的头脑就开始盘旋”。

　　这样，他头脑就开始盘旋。他相信，这绝不是一般的小偷。于是小舅坚定地认为：这一趟是来对了。不然他们为什么害怕自己上访呢？连一张纸片都不给他留下呢？这说明他们心里有鬼。于是这个小偷反而帮助了他，让他重新评估了此行的意义，让他觉着自己正在做着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而他们，并不像嘴巴上说得那么理直气壮。他想，老子一无所有就不能告状了吗？老子偏告给你们看。

　　显然，这盘旋的大脑里被血气左奔右突着混乱逻辑。在这个“正面人物”不多的自由意志中，充斥了非理性，情绪性的一面。“小偷”就是“他们”？小偷可以给出此行的“意义”？一纸不剩就证明了此行是一件“大事”？一声“老子”就给定了命运？这就为他的投诉之举、成功之路划上了问号。理性的时代，要有理性的分析，要靠数据说话，要有法律条文。热情乃至热血，只能是冲动和莽撞。马克思主义也是建立在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百十年的哲学理路上，建立在几十万字的《资本论》的严格论证上。马克思主义不是热血垫底，反而是理性垫底。即便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还是有一个理性前提“马克思主义的道理”。问题似乎就在这里：小舅明明意识混乱，偏偏要去追求道理；小说明明是非理性的活动，偏偏要去大说什么社会的道理。二者从根本上是不合的。小说就是小说，经济学是经济学。一个是情感想象，一个是数学计算。意义与功能之间虽有联系，但二者关联迂回复杂，并不简单直接，更不是小舅夹杂日常生活情感的逻辑所能清晰判断的。

　　比如，小舅在北京打工。“他给自己做了个纸牌子：高级技工，只收现金。还真管用，有一家汽车修理厂还想长期聘用他。”这里面的意义就跃出了小说的主题，这个功能细节至少暗示了小舅的出路不光在厂子，也在市场大有用武之地这个意义。“最走运的一次是，某工地的罐笼卡在钢槽里，他爬几十米高给人修好了，一次就赚到三百元。”但这不是小说主题所需要的，尽管它显示了小舅的能干。最终为了达到既定的结局，作者还是要将小舅弄糊涂。

　　最严峻的问题出现了，他没有证件。......小舅显然没有去作这样的思考，他很容易就接受了别人的建议：花一百元给自己买了一个身份证一个工作证。他想，朱卫国还能是假的吗？

　　看看，非理性、想当然了吧？不按照现代规律办事的结果可想而知了。所以，为什么当下很多人建议要走依法维权的道路。再有正义性，也不能违法维权。这是冲动的代价。“他想，朱为国还能是假的吗？”这话等于他前边到了杜月梅家里，对杜月梅说：“我爱你还有假吗？所以我接下来对你的所作所为都是正当合法的了。”他也不问一问杜月梅愿不愿意、认不认可。在情理与道理应当两分这一点上，杜月梅对于小舅与政府对于小舅的逻辑关系是一样的。怎么能一句“朱为国还能是假的吗”就合情与合理之间的鸿沟去想当然地划上等号了呢？这跟小说作者曹征路在此小说的叙事立场中，简单把贫困与道德划上等号是一样的。

　　试想，这个逻辑下的小舅末了之死；小舅这样一个有技术能力，却没有办事智慧，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最后自戕，能够引起读者的同情吗？

　　他认为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些材料真实不真实，严重不严重。他相信组织上一定会来调查的，一查什么都清楚了。

　　真有这么简单？如果真这样认为，不是读者弱智，就是小舅弱智。

　　另外他听说，全国总工会正在起新大楼，盖一百多米高的新大楼，这说明什么？他说：这说明咱工人阶级还是有地位呀，工人还是国家的主人公不是？

　　真是猪脑子一个，外加进水了。装嫩装天真那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潘冬子毕竟还有装嫩的资格，才十来水的孩子。小舅这个人呢，这人可是一位堂堂的工会主席和省里的劳模呀。看来，唯一解释是黄牛党死做出来的。他哪里有稍稍复杂一点的阶级、阶层社会关系概念呀，哪里有官僚体制层级之分的概念呀；甚至于人与人的身份，什么人端什么碗都没有分清吃透，还莫说一个党就意味着一个利益集团这么一个稍稍隐含一点的道理了。他也不知道自己属于那一个集团，属于哪一只蚂蚁？以为“党中央”三个字就是如来佛的摸顶之光，可以照遍寰宇，人人可沾了。今年日本的当红汉字是一个“变”字，小舅不知道天下大变，道亦大变，他还要抱残守缺不变么？未庄变了，阿Q也变了，至少他在变。真是，连阿Q都变了，这位嘎小舅还不变。

　　三

　　文人关怀当在人性上，文人不当拘囿在时事中，夏志清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的。如果曹征路把小舅来歌颂，我只能叹息，为曹征路扼腕了：你还在写这样的小说，宣传这样的糊涂人格和模糊正义，这不是媚俗，这是害人性命。这明明是杖着小舅他爸在撒娇嘛！你何不把世道变化点穿，让小舅醍醐灌顶，善莫大焉。说穿了，曹征路不是浅薄的道德感，就是发泄落魄的恶气。

　　小舅叫道，它哪是什么优势企业啊？他们一分钱也没有，是空手套白狼啊。而且他们搞的是房地产，连名字都想好了。靠山的这一片叫睡女花园，靠厂区那一片叫雄风广场。

　　“睡女花园”、“雄风广场”，这戏笔显然是在喊口号，出恶气了。

　　小舅站起来说：姐，那我就谢谢你！又说：我们家往上数几辈都是本本分分的工人，咱本分可咱不是孬种。

　　“工人”作为一个普通职业是与人平等的，“我们家往上数几辈都是......”这个口气却是李铁梅李奶奶似发飙的。文革梦魇罢了，值个屌呀。这小舅还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梦呓中。事实上在中国工人有没有阶级都是一个大问号，作为工人从来没有真正领导过谁谁，永远是被领导的命。于建嵘在《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一文分析指出过：“长期以来，在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政治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是其最为基本的特征。”再说，小舅的身份是“省劳模副县级干部”，他算哪一门子“工人阶级”？今天，他不过是一个已经抛弃，只是暂时还没有被公然抛弃（其实“三个代表”概念的提出已经抛弃了它）的那个“经典意识形态”下的不腥不臭的“蛋”。

　　你们猜我这几天看见谁了？我总能看见咱姥爷，我总想能起他说的那些话。他对外婆大声说，妈，我看见我姥爷了！

　　他们说的姥爷，就是我外婆的父亲。他老人家死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他没留下照片，谁也不知他长得什么样，可小舅居然说看见了他。我想小舅看见的应该是一幅素描画，这幅画至今还挂在大连市一座著名的监狱博物馆里。

　　看看，还真是梦呓，可怜的小舅还沉浸在经典意识形态、宏大话语的血色记忆中。这些东西今天早已经被解构得体无完肤了，淅淅簌簌的掉粉尘，哪里还能做正义的资源？“小舅的错误在于，他根本就忘记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这话倒真没说错。当小舅习惯性地依靠一张嘴皮子，劝服工友们“我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是真的，我为咱们厂着想为大家着想是真的，这点总可以信吧？请你们相信我”时，我感到小舅已经如隔代人了。小舅没有迈过北岛《我不相信》这个为思想意识划界的年轮。他甚至连起码的政治觉悟都没有，算不上一个政治人物，顶多只算是一个社会人物。说到底，还是一个想做奴隶而不成的人物，还局限在“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的一往乡愿之中。所以，“他想不通，工人阶级怎么能这么冷漠？这么自私？这么怕死？”他哪里知道，原本中国就没有“工人阶级”，至少没有具有共同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

　　这个时候，罗蒂这条狗从二百里外被抛弃的异地重新找了回来，这是一个很泄愤的意向物。他在喊狗恋旧，人不恋旧；人啦不如狗忠诚。但问题是，这个“人”值得恋吗？这个“人”说的是谁呢？是工友们，还是官员们，还是政府，或者干脆就是党呢？回顾一下于建嵘的论断，你曾经是一个合格的工人阶级吗？你真的做过领导阶级么？狗与主人这样的主人与仆从之间的关系，能够说明契约社会的关系吗？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去做什么了，争取契约上的平等，而非意识形态虚构的平等。

　　这样，罗蒂最后回过头看了月月一眼，放开嗓门长长地吼了一声，一头栽了下去。

　　看看罗蒂被抛弃的寓言性，可以知道作者曹征路的小说主题。只可惜这是一个反映主观念想的主题，不是一个合乎客观理路的主题；只是一个情绪性主题，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乃至有批判性的主题。这主题像一首挽歌，有什么用呢？只是调侃文字下的宣泄，至于启示，则根本谈不上。所以接下来的罗蒂自杀场面虽然很好看，很有诗意，但太乡愿，太土老冒了。知道曹征路到后来非要把小舅这个伪“工人阶级”写得倾家荡产才高兴？是吗？果然，“小舅自己砸死了自己，他为自己选择了一种最好的方式。”但他人死了，曹征路在为他煽情，拔高意义。

　　在最后一刻，他有没有想到过他的姥爷，我的外爷爷？我猜他是想过的。因为那个素描画上的人一直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火光中看到了那个英雄。他向往那种生活。那个人肩上抗着铁栅栏，身上中了十几枪，可还喊叫着，让他的狱友往外冲。

　　冲啊，冲啊，为了明天，为了下一代，为了……冲啊，冲啊！

　　后边看完了，都在预计之中，也就不说什么了。只是看到这段描写，觉得很滑稽，很卡通，这种提升主题的暗示与联想，让我有了置身小时作“讲用会”发言的感觉。那年代，大家上台异口同声说一个道理：“......正在这个时候，我顿时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顿时又想起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于是我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接下来，也因之有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画面感：孙道临一边发电报，画面上一边映出了延安、映出了宝塔山，顿时，上海里弄里的那间小阁楼熠熠生辉了。

　　银幕上银幕下，画面里画面外也顿时掌声四起，英特纳雄耐尔奏响......

　　这就是曹征路《那儿》中，提出的苦难的解决方案？就是解放苦难人民的理想蓝图？总要来点新意吧，总要深刻一点吧。毕竟是在写小说呀。原来底层写作就是这么个钉死在上世纪50年代的水平上，顶多加上一点文革的政治修辞，至于稍深刻一点的，比如抵达十九世纪《悲惨世界》的希望，看来依然是遥不可及。关于苦难的文学路途漫漫，关于苦难小说就是这么下去，一定会再次被夏志清挖苦。

　　说到底还是偷懒，吃柿子赶软的捏。难怪，社会性的苦难是一个现代文学中被捏得轻车熟路的柿子，一个多么现成的柿子呀，一它方便于抒情、便于煽情，二它可以用眼泪、用愤激做思想空虚的伪装。至于心灵的苦难、命运的苦难呢？还有生存的苦难呢？如果仅仅只有社会关怀，没有人的关怀，那些“人本身”、“生存本身”的问题，那些“人的真实处境”、“人的心灵遭受的生活、科技、政治的逼压、摧残和异化”和“人生问题的真相、症结”，就不会浮出水面。

　　中国的苦难到了二十一世纪还在这样写，看来苦难的心质还要慢慢磨砺。


5686 个汉字

转自：吹笛在湖北 评论 《那儿》https://book.douban.com/review/3605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