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做保洁》：母亲想要为自己扫出一份养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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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石墨杨

《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是母女共同完成的一场写作。

这让墨杨想起一部纪录片《含泪活着》，丁尚彪为了自己的家庭和女儿留学，在日本打工五年，终于换得女儿的美好前程，一家人终将团聚，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从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中看到我母亲的影子，作为一个乡村妇女如何在这艰难岁月里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为供养两个大学生而付出了一生的辛劳。这其中的辛酸苦累只有她自己最清楚，最后遍体鳞伤的回到老家，她们就像是一颗蜡烛，慢慢地燃烧自己，用微弱的光亮照亮不大的地方，直到蜡炬成灰泪始干。

城市巨轮运转下，保洁员群体被遮蔽的日常；也是一位女儿奋力跨过时间之门，抵达母亲生命真相的灼热纪实。

张小满和母亲春香

2020年，52岁的母亲从陕南农村来到深圳务工。独立生活十几年后，“我”与母亲在深圳相聚，重新住在一个屋檐下。一起在狭小的房间中争吵，母亲看不惯“我”的花钱方式，“我”难以忍受母亲的生活习惯。我们深陷彼此纠缠、负担和依赖的关系。然而我们彼此相爱，“我”深知母亲的软肋便是对我毫无保留的爱。

于是，“我”想理解她。“我”的母亲在矿场、在建筑工地挥洒了年轻的汗水，如今在城市写字楼的几格空间中做保洁员。“我”想记录下母亲的打工史，努力穿梭过她记忆中的生命。母亲的人生为做着螺丝钉般工作的“我”建立起一块生活的“飞地”，让“我”得以喘息、回顾，珍重自己的来处。

城市巨轮运转下，保洁员群体被遮蔽的日常

作者张小满用平实质朴的故事，让我们看着楚很多城市人忽略的细节，一大群外来务工人员，是他们在维系超级城市的“体面”与“洁净”。这是一群用体力劳作填满超长工作时间的外来务工者，他们在深圳这座包容万象的城市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与污渍、垃圾为伴，支撑起城市文明对整洁细节的无限追求。

作者张小满的母亲就是城市保洁群体中的一员。他们落脚城市的初衷是如此相似，一路走来的人生又与时代发展的轨迹紧紧捆绑。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螺丝钉，每一环都不可或缺。

他们在深圳寻找自己的生存缝隙，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知道如何寻找机会，很清楚自己在整个阶层划分中的地位，用一种贬低自己的语气谈论着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却总是处在城市生活的边缘，城市的“整洁”“舒适”“便利”几乎与他们无缘。而他们身上所承载的命运本质，其实也映照着绝大多数的我们。

余华在《活着》中说：“人总会有选择自己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即使被命运残酷对待，依然要选择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

母亲与女儿，“蓝领”与“白领”，两代人的隔阂与交融

当母亲成为一名保洁员后，“我”与母亲重新生活在一起。母亲用批判的眼光观察“我”的生活，而“我”也激烈地回应。但“我”爱母亲，更想理解母亲。“我”试着从了解母亲在超级商场的保洁工作开始去理解她，母亲又为“我”带回非常具体而生动的保洁员群体日常素描，母女二人一起拼贴出这一群体的生存境况。

母亲一辈子都是付出体力劳动的蓝领，而“我”则是看似跃入“体面阶层”的白领，母亲向来以此为荣。随着母女二人在记录保洁员群体故事的过程中，“我”得以重新回望自己的来处，越来越感到，自己很多看似努力的行为，看似接触到的圈子，其实不堪一击，“我”与母亲、与保洁员们，一样是无法豁出去的人，我们有共同的来处。而母亲也在这一过程中，颇感悲伤地意识到，苦读成材的子女，最终也不过是在城市生活中勉力维系一份螺丝钉般的工作，稍有不慎，同样会滑至“主流生活”之外。

通过保洁员群体的故事，或许我们也能关照自身的处境，对自身的生活有所省视。至于“我”与母亲，两代人之间的真正理解也许永远无法抵达，但记录、书写母亲生活的这一过程，令“我”与母亲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信任对方、支持对方。

《炸裂志》的矿工诗人陈年喜说，书里有母亲，有生活，有时代，是一群人在一节长长时空里的影像图谱。好文学便是关注、描述着人在这个世界的活着。

母亲和成为城市一员的子女努力经营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并借由这些美好，告诉自己不要低头，即使人生多艰，世事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