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与人》——“生活是一场不可规避的大型彩票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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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并不具备遗传特性，却始终能够流畅而坚韧地延续下去。”

纸牌翻转、骰子落地；坐过山车享受俯冲带来的眩晕与快感；孩子系上围裙扮演家庭主妇，或张开双臂假装一架飞机；屏幕上的电子游戏从开放世界、虚拟现实到近年火热的“元宇宙”，游戏的概念遍地开花，形态丰富多彩，具有惊人的传播速度与适应能力。

游戏周而复始，给人们带来不容小觑的愉悦。与此同时，围绕着游戏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是“玩物丧志”还是“游戏成瘾”，人们总会质疑游戏的正当性。根本原因在于：游戏纯粹是一种消耗，而不生产任何财富或作品。

然而，这本《游戏与人》从文明演进的角度剖析游戏，从“无用”中解读出“大用”，不难从这句话中看出法兰西学院院士罗歇·凯卢瓦为游戏正名的决心：

“某种文化的前途命运，其崛起的可能、停滞的风险，是否与其青睐的游戏类型相关，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命题。换句话说，我的研究并不止步于游戏社会学，而是从游戏着手，为一种社会学搭建基础。”

他的研究完美诠释了法国科学家彭加勒的名言：“尺度造就现象”，从游戏“这个短暂的存在、这片难得的空间”出发，走向社会终极运行机制的假设。逻辑严密，深入浅出，句句不离游戏，又句句不止游戏。

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1、游戏与人，不止于人

首先，他发挥法国思想固有的优势，不是从晦涩的概念发想，而是从一个个具体的游戏现象运思：玩弹珠、踢足球、下象棋；玩轮盘或彩票；扮演海盗、尼禄或哈姆雷特；通过快速旋转或起落，给身体带来一种混乱和惊慌感……他的视角具有可贵的普适性：用差异而不是对立的眼光去考察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游戏形态：

“18世纪末，风筝作为玩具被引入欧洲，而在此之前，远东地区将风筝视为放风筝者外显的灵魂，它与脆弱的风筝纸架神秘相连（实际上是通过系住风筝的线），随风摇摆。在朝鲜，风筝发挥了替罪羊的作用，能为一个有罪的群体带走晦气；在中国，风筝被用来测量举例，充当原始电报传递简单信息……”

尊重差异性的同时引入历史视角对游戏现象进行说明，不仅让人信服，也使这本《游戏与人》激起世界各地读者的广泛共鸣。

当然，以游戏为钥匙解读文明并非凯卢瓦首创，从德国诗人席勒到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都提出了自己的“游戏说”，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有这样一句话：

“狮子在不为饥饿所迫、又没有别的野兽向它挑战的时候，它闲着不用的精力就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对象；它那雄壮的吼声响彻沙漠，在这无目的的消耗中，它那旺盛的精力在自我享受。”

席勒的说法不过是诗人惯用的一种文学修辞，这里“狮子的自我享受”更像是一种过剩精力的发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游戏”。相比之下，凯卢瓦的研究则更审慎，更加贴近动物的现实：

“长臂猿会选择一根柔韧的树枝，用自己的体重将其压弯，再任树枝把它弹向空中。然后，它会攀住另一根树枝再来一次。它的行为毫无意义，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是一种能给它带来欢乐的游戏。”

动物的例子在这本名为《游戏与人》的书中处处可见，从美洲夜鹰到昆士兰的红臭蚁，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也是一本精彩纷呈的游戏百科全书。

2、剖析游戏的基因密码

被工作和学习这些“正事”占据身心的我们经常会选择玩一局游戏来结束这一天。在游戏中我们能够拓展自己的知识边界、探索更多世界的可能性，甚至经历不一样的人生。

因此，凯卢瓦说：“游戏构建了一方光明与理想之岛，虽然微小且时刻有被推翻或自我终结的可能，但这个短暂的存在、这片难得的空间，至少有模型的价值。”

理想的模型应满足两个条件：简洁且高效。正如哲学家邓晓芒曾说：“如果都不下全称判断，那就没有研究价值。”翔实的论据需要经过简化和概括，才具备解释的效力。在对纷繁复杂的游戏样本进行研究后，作者从中提炼出四种主要游戏类型：竞争类游戏、机运类游戏、模仿类游戏、眩晕类游戏。

“竞争类游戏倚赖个体担当，机运类游戏却使人摒弃个人意志，转而顺从于命运。”前者包括各种体能或智力竞争，而后者的典型是轮盘游戏、彩票游戏等。

在模仿类游戏中，“游戏者将自身设定为，或让别人将他设定为非其本体的他者”，不仅包括佩戴面具或儿童过家家，也包括舞台和戏剧表演等。

在眩晕类游戏中，游戏者“追求眩晕感，试图在有限时间内打破感官平衡，用带有快感的迷乱取代清晰意识……以极端刺激抹除现实感。”走钢丝、快速旋转、坐过山车、把秋千高高荡起等，都是这个分类下的不同变体。

不可否认，这四大分类不能囊括所有游戏类型。现实中我们接触到的游戏往往是两个或以上类别的结合：比如在多米诺骨牌和高尔夫运动中，专业技巧固然重要，机运同样是取胜的关键。与其说这是对游戏的统一分类，不如说是对组成游戏的主导因素的还原性解剖。游戏虽不具备开头所说的生物的“遗传特性”，但同样具有自己的基因编码：竞争、运气、模仿、眩晕。

“对竞争的偏好、对机运的渴求、对模仿的热衷以及对眩晕的沉迷，都是游戏的主要动因，其影响不限于游戏，势必渗透整个社会生活。”

“某个民族尤其青睐的游戏，可以用于推定并精准描述这个民族的某些精神或思维特征，而这些特征又通过游戏得到强化。”

这四个要素间的结合与互动定义了游戏并将其分类，使之成为集体价值观的表达与宣泄。凯卢瓦甚至使用了“原则”一词去形容它们的统领作用，他的野心不只是做单纯的分类，更是将这四大基本动因用于分析不同社会类型中的所有差异。以游戏为切入口，对人类社会实践做一次另类的精神分析。

3、有力的拓展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赞扬《游戏与人》：“所有游戏活动都进入了这本书富有逻辑和几何美感的结构之中。”精确和优美确是这本社会学著作的特色，凯卢瓦仿佛在为一道几何题寻求最精妙的解法：将大量游戏实例化约为四个元素，但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找出唯一的解，即核心问题：在原始社会与现代国家中，是否存在一种根本的对立？如何用游戏元素去描述这种对立？

四种要素两两结合，有六种可能的组合。其中，两对元素有着本质性的深度关系：模仿和眩晕、竞争和机运。前者是“混沌社会”（即原始社会）的代表，模仿与眩晕确保了集体生活的强度与凝聚力，后者是“可量社会”，“世袭”与“能力”暗自较量，构成了有序社会所必须的契约。

就这样，凯卢瓦把现有的社会形态编织进“有序治理”和“狂热闪念”的动态竞争之中，以此二元对立关系为根本线索，探讨两极之间社会发育和进步的可能性。

凯卢瓦推测道：“人类社会向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过渡的过程，亦即眩晕与模仿的组合在社会关系中的至上权威被逐渐消弭，被竞争和机运的组合取而代之的过程。”

“曾经承受附体、眩晕、出神的萨满，转变为官员、朝臣、司仪，负责仪礼施行、权威立范，无疑是变革完成的极佳写照。”

当然，这一进步也并非单向的完全取代。近年来，“饭圈文化”越来越成为热点话题，无论在东亚社会还是西方，对明星和冠军的崇拜都十分普遍，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按照凯卢瓦的观点，追星现象是“肤浅而空泛的身份代入”，本质上无异于一场扮演游戏——通过这一代入，人们实现了成为胜出者的夙愿，而无需经过任何冒险。模仿与眩晕的要素入侵了以竞争和机运为主导的文明社会，“以一种彻底而轰烈的方式砸碎了‘身份’这一道沉重枷锁。”

这也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启示：无论是游戏还是文明，如果不能在合理满足冲动的同时发挥教化与促进作用，超出原本的界限，便会走向退化。

小说家博尔赫斯在《巴比伦彩票》的结尾中写道：“巴比伦无非是一场无限的赌博”。作为将博尔赫斯译介到法语世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凯卢瓦也在《游戏与人》中有过类似表述：“每个人从起床开始，就进入一个无休止、无产出、不可规避的大型彩票游戏中。”游戏仿佛一支棱镜，折射出文明演进与现代社会的种种要素。而这本书在展现出游戏模型对现实生活的强大解释力的同时，也教我们如何用中立的视角去看待生活中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