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纬华夏》——天地之间，应该有如此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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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九十岁的许倬云先生接受《十三邀》采访，他独到的“大历史观”，与面对时代的平和态度，让不少年轻人将这一集奉为“十三邀必看”。

此后，年过九十岁的许先生更为忙碌，与各领域学者展开对话，从大历史出发谈论多种多样的话题，大到对人类整体历史发展趋势的分析，小到对现代人身心状态的体察。

配图：源自腾讯视频综艺《十三邀》

在公众视野之外，许倬云依旧是笔耕不辍的历史学家，他一直在集中精力撰写一部大书。

疫情期间，他的身体状态不佳，不少工作勉为支撑，但只要一谈到这本书，他的眼神就会变得清澈透亮，做起事来专注而高效。

这部书稿他构思多年，这次似乎是想毕其功于一役，不但要把最近二十年的考古成果归纳到清晰的历史论述之中，更想借此机会探索中国文化这个“金刚不坏之身”的弹性，以及它应对时代变局的潜力。

考古学家许宏与许倬云相交多年，这次受邀撰写序言，见证了整个写作过程的甘苦。在他看来，《经纬华夏》是一部以考古学对华夏文明乃至全球文明史的考察。“他从前现代走来，身处现代文明的漩涡，窥见了许多后现代的问题”，对时代性的转变有特殊的敏感，字里行间处处让人感受到对中国文化的使命感。

七十余载学术大成，三年写作，八易其稿，这本《经纬华夏》终于摆在了读者的面前。

何为华夏中国何为大历史观

我要先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

许倬云创作《经纬华夏》的初衷，本来打算沿着《万古江河》的脉络继续补充，但随着考古材料越来越丰富，他终于下定决心，不再讲述中国文化圈内部的演变，而是把欧洲文化作为对照，先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

许倬云用大历史的视野来看待长时段的社会变迁，他谈到对于大历史观而言，个别人物的变化是最小的影响因素，制度与文化的变化影响更大，而地理的影响最为久远。

他用地理的“经纬”二字，将华夏文明重新做了一番梳理，以大型结构体的组合，叙述一个历史上长时段推演的故事。在书中明确提出“三大核心区”的概念，让考古学上的多元一体格局有了更清晰的轮廓。

这一次，他自言站“一个不知何处的高度”，在东亚大地上随处游走，走到哪里，就从那个点来看待与其相关的问题，并将此视角与下一步的观察角度及叙事方式连接。

在山陵湖泊纵横交错的大地上，他看到，在中国文化初生的阶段，各个族群之间彼此映照，既有内部的交流，也有外部的扩散，展现出了远超想象的开放融合程度。

“华夏”一词含义错综复杂，一直在给历史学家出难题。许倬云在傅斯年提出的“夷夏东西”分野的基础上，着眼于黄河大拐弯处的传统“中原”地区的延伸和扩展。他眼中的“华夏”，不是一个稳定不变的地理概念，也不再是夷狄的对立面，而是一种动态交互的多层次结构。

在此结构中，不同群体相互影响，彼此仰仗，不断交缠为一，构建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文化格局：华夏中国。

在这个格局中，华变夏，夏变华，游牧变农耕，农耕变渔猎。炎帝和黄帝的剧本在不同的舞台上演，祝融神话的背后也可能是若干族群背井离乡的流散悲歌。大历史的视野就这样与普通民众的命运联系了起来。

在许倬云的书里，没有帝王将相，也没有英雄事迹。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政权如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因为比朝代兴衰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延续，是“常民”的生活。

他曾以这种观点写成《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书，近些年，大量涌现的考古成果又给他提出了新的挑战，刺激着他继续思考。

不是“历史在变”而是人的眼光该变了

“历史在变”，这是许倬云一贯的主张。不是历史本身变了，而是人们看过去的眼光在变，看到的东西也就不一样了。作为历史学家，他认为人类在历史的树林里，每次只能多看见一点点，前面的道路是慢慢走出来的，要随时修正，随时体谅别人。

许倬云每写一部书、一篇论文，不是简单地排比时代的先后、人事的更迭，而是用心去追求中国文化的本质。以他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学术专著为例，《西周史》是在探寻中国文化秩序的本源，写到西周亡国，他会联想到抗战时期同胞的惨状而落泪；《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关注的是一个社会的分层与流动机制；《汉代农业》则关注人口压力、市场网络、政府和工商关系，给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带来了很多启发。

70岁之后许倬云致力于为普通人写作，将历史知识带出学术飞地，走入大众的视野。他说：“中国的历史常常只注意到台面上的人物，能为常民写作、与大众讲话的人实在不多，我愿意承担起这个责任。”此后的十多部著作，其范围不出大型集合体的聚散、思想文化的盈缩，还有社会节奏的变迁，都是为了给普通读者提供一种切实的历史参照物，从而让他们有所思，有所得。

对于许倬云来说，历史从不仅仅是冰冷的知识和研究对象，历史是大群知识丛中最贴近人心的部分。它可以是文化的历史，可以是一个家庭的历史，甚至可以是每个人内心的转变。

在这本他额外珍视的《经纬华夏》，许倬云说，这本书里有自己的欢笑与眼泪，所有的欢笑与眼泪，“都是因为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几千年来的挣扎和奋斗；或者辗转于艰难困苦而没有出路。但是，其实是有出路的，会有出路的；有时候，他们找到了出路，我自己没看见而已”。

如果大家都能保持一种时刻在局外又在局中的视角，养成这种观察世事与往事的习惯，那他作为历史学家数十年来对公众说话的目的便算达到了——“我尽了我的力，让人家知道历史是这么一个项目，对你的人生寻找意义、寻找自己，都是有帮助的。”

拳拳此心，以告国人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世纪期盼

作为知识分子，许倬云也有自己的忧虑。他不厌其烦地提醒人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适应、不断变化的恒动过程，中国固有的文化性格中也有相当重要的动态成分。我们要时常自省：任何改变，不应当囫囵吞枣，而应当将别人的变与自身的变，合成一个陀螺旋转式的动态平衡。

如此具有思辨性的论述，牵系着许倬云对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深思。既不能故步自封，又不能一味求新。从中国文化来看，当务之急是学人之长，舍人之短，发展出一个全球化文化的初阶，并给未来留出继长增高的余地。这种愿景终究要落在一个个有善意、有责任、有能力的中国人身上。

“我的岁月有限，就望未来一代又一代，都有人愿意参与这一个缔造世界文化的大业。”

那个读史书时想到同胞颠沛流离而落泪的许倬云一直没变，他一直住在中国文化里，接续中国历史研究的长链。透过《经纬华夏》，我们与这位耄耋老人进行对话，在纷扰的现实中共读他的期盼：因山河湖海之名，做气象峥嵘、内心皎洁的中国人。

“拳拳此心，以告国人”

转自豆瓣：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