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得镇山啸，助君出重围：简评《猛虎下山》

牛妞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末，内陆一家钢厂产能不佳，被沿海集团收购，新厂长带着下岗通知空降而至。下岗信息犹如“猛虎”，让厂里人心惶惶。此时，镇虎山上传来真“猛虎”的踪迹，拖住下岗步伐。厂长下令：上山打虎者，不再下岗。于是，本该首批下岗的炉前工刘丰收，在老婆林小莉的撺掇和死对头张红旗的刺激之下，报名上山。上山后，刘丰收一夜白头，将其伪装成吊睛白额虎的胡须，带到厂长跟前。刘丰收因此成为打虎队队长，带领十人打虎队上山打虎。谁曾想，打虎队人人心怀鬼胎，还未与老虎正面交锋，却死的死、伤的伤，一出出“追虎”、“躲虎”、“扮虎”、“成虎”的荒诞戏码接续上演，一场关于权力、人性与命运的寓言盛大登场……


这部小说语言节奏急如鼓点，人物行动迅如惊雷，情节起伏波涛暗涌，可读性极强，既能感受情节跌宕，又能品味人物张力，更能领悟世事人心，看似写猛虎，背后却透着一个大写的“人”字。笔者以为这正是这篇小说最耀眼的可贵之处：整篇小说以一个巨大的寓言，呈现的是下岗的时代浪潮来临之时，工人失意、无奈与悲剧的生活，透出的是作者的关切和重视，呼吁的是社会的看见与反思，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李修文是如何在小说中呈现如此的思考、关切和介入的呢？我认为，可以从叙述视角的选择、寓言式结构的建立，和“重复”的构建与打破之中看出。


首先是在叙述视角的选择上。近些年，论及下岗题材的文章，最先受到关注的，是华东师范大学黄平教授提出的“新东北作家群”。“新东北作家群”回应“下岗”主题，以“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作品特点是以“子一代”的视角回望父辈的下岗历史，书写“父一代”在90年代的下岗潮之中的困顿、无奈与工人阶级乡愁。不仅语言密度极大，既有刀锋般的凛冽，又有东北儿女天然的幽默，可读性极强，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情节都颇有韵味和典型性，是一批受到市场和学界认可的佳作。


然而，李修文《猛虎下山》，虽然写的也是下岗，却全然不同于这种写作。从书名来看，猛虎下山，一头猛虎从山上狂奔，扑面而来，一种强大的压迫感立刻显现，下岗也是如此，或者更甚。这部小说将惯常的下岗故事中的“子一代”视角搁置，将叙述声音还给亲历现场的“父一代”，“父一代”是真正感受到下岗冲击的一代，是真正和“猛虎”贴身肉搏的一代。从他们的视角来看下岗，以“在场式”的沉浸书写，看他们如何奋起斗争，最后光荣落败的过程，会更加直接、真实，有生命力。以“子一代”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则难免会“隔”了一层膜，多了一层想象，产生了距离感，消解了情绪上的强度。当然，以下岗者的亲历视角来写下岗这段历史，非李修文首创。但是在“子一代”视角受到市场和读者关注之时，用一种当事人的视角来写下岗，把叙事的权利、发声的权利交还给“无声一代”的尝试，是一个既有人文关怀，又有写作勇气的举动。


其次是寓言式结构的建立。小说中的猛虎下山，虚指猛虎吃人，为祸人间；实指“权力”的压迫和“下岗”的压力，给工人们带来的生存压力与人的异化。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刘丰收异化而变成猛虎，更加顺理成章，也丰富了小说中“猛虎”的意象。


人变成猛虎，当然是非现实的、寓言的。“变形”是文学作品中常用的一种方式，常常被用来挖掘人物内心隐秘的思想、昭示人物的变化，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形成一种象征和寓言的结构。“变形”成动物，正是为了让人带上“动物性”的色彩，具有强烈的“动物精神”。


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这一术语，将其理解为一种做决策时，背弃理性思考，用一种“油然自发的驱策”而做出的动物性的、自发的、无意识的、抗拒理性思考的冲动行为。研究叙事学的傅修延教授，将“动物精神”放进文学视域下进行参照，指出“动物精神”是激情、野性、血性与动物本能的精神，并指出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多表现“动物精神”与理性的冲突，如贾宝玉、于连、浮士德等，正是在“动物精神”与理性的对抗之中体现出人性的矛盾与复杂。


显然，在《猛虎下山》这部作品中，“动物性”与“人性”的对抗、缠斗和交织融合，是最大的主题之一，刘丰收甚至直接“变形”成虎。刘丰收为什么会变成老虎而不是其他？我们不妨将刘丰收的“变形”放到动物性与人性的抵抗与角力之中来考察。


老虎身躯庞大，敏锐迅猛，是动物中血性、野性和斗争性最强的一种。在刘丰收在变成老虎之前，他的“人性”之中对“红安全帽”恐惧到极点。而在刘丰收变成老虎后，本应拥有最凶猛的动物性，颠覆一切的勇气，却在面对那顶象征着权力的“红安全帽”的时候，仍然表现出了一样的恐惧和逃避。这便是作者安排这一“变形”的意蕴：刘丰收“人性”中对权力的恐惧和屈从，居然强大到能够压倒猛虎的“动物性”。在如此强烈的反衬对比之下，“变形”的象征意味浓烈非常：以猛虎极强的“动物性”的被压抑、被战胜，来反衬权力对“人性”的压抑和异化的程度之深，更显悲凉意味。如果换成其他动物，“动物性”的强度不够，这一反衬的力度就要弱上几分。


最后是“重复”的构建与打破。作者在小说中设置了不少的“重复”，而其中一个涉及文章主题的关键“重复”，便是山中猛虎与刘丰收变成的猛虎在命运上的重复。在刘丰收的叙述中，那头山中猛虎，正是一九六九年打虎队在剿灭了三十六只老虎之后，唯一没有杀掉的那头被母虎救下的幼虎。幼虎逃脱生天，在山的对面开口说话，请求打虎队放过自己的母亲，但打虎队还是打死了母虎。幼虎立誓要厂区的人偿命，因此回到山中吃人。这是刘丰收叙述的猛虎身世，显然是虚拟的、想象的，目的是为了给后面的“重复”埋下伏笔——变成猛虎之后的刘丰收陷入了同样的境地：他希望能够活下来，请求厂里的人放自己一马，正如幼虎请求打虎队放自己母亲一马。毫无疑问，他们仍然选择赶尽杀绝。


刘丰收所变之虎，与一九六九年的幼虎，在命运发生了重复；而其他没有被看见、没有名字的下岗员工，与那“三十六只被杀的老虎”也形成了命运上的重复——更多的下岗员工已经同“三十六只老虎”一般，隐入时代的尘烟之中。


这一重复是历史的重复，是命运的重复，也是寓言的重复：由于时代的变迁，发展的需要，猛虎需要被捕猎，员工需要下岗，他们都没有退路，都受到了不留情面的围剿，成为被牺牲的无辜一方。然而，之所以说这是一部有人情味的作品，正在于作者在小说中对这一群体的关切与一种隐秘的希望：希望时代能够放他们一条生路。于是，当“最后一只虎”刘丰收陷入危机时，作者笔下两度出现奇迹：没有猛虎的山上。却在此刻传来了镇山的虎啸声，助刘丰收突出重围。


作者颇具匠心地构建“重复”，又在此刻将其打破，背后凸显的是作者对下岗一代悲惨境遇的同情和介入的尝试：那漫山遍野的虎叫声，是作者声音的下场，救了刘丰收一命，终结了这一命运的“重复”：“三十六只猛虎”的命运已经成为历史，而“幼虎”的命运，或许还尚在把握。


至此，在镇山的虎啸声中，这部作品真正的人情味、人文关怀尽显，我们也从中看出了作者写作的真正意图：用一种关切的姿态，唤醒那段尘封的“历史阵痛期”，看到、关心，甚至拯救在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时，被遗弃在后头的人。


----转自Lfnbh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5920127/